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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时间:2019/2/28   查看原文

2018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同年1112日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港澳与内地文化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联系,“香港、澳门多元文化共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要保持香港、澳门国际性城市的特色,利用香港、澳门对外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国家方针政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香港故事、澳门故事,发挥香港、澳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文化自信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社会教化的推动、自身修为的增长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基于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概念的历史机遇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群等概念的内在联系,指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建言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路径。从价值层面而言,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文化自信论”提供粤港澳大湾区的在地化思考,丰富“文化自信论”的内涵,探索其外延扩展的可能。

一、问题提出

文化产业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文化产业刚开始被译为“文化工业”,“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产业把旧的面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的特质。在其各个分支中那些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特性的产品,或多或少地是按计划生产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文化产业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因看问题的视角差异而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不同时期对文化产业的称呼亦有所变化。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文化产业”通常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特殊性产业门类的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作为手段、以文化作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角度界定: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此定义具有一定局限性和指向性,仅仅包括由工业化生产并经过生产工序,具有系列性和固定性的产品,如书籍、报刊、电子出版物品等及其相关服务,但不包括舞台演出、文体娱乐、艺术展现的生产与服务。我国关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定义,国家统计局官网201859日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最新修订版(以下简称“新标准”)中,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参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的分类方法,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我国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为九个大类、43个中类以及146个小类。其中01-06大类为文化核心领域,包括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六个大类;其中07-09大类为文化相关领域,包括文化辅助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三个大类。在本分类中,如国民经济某行业小类仅部分活动属于文化及相关产业,则在行业代码后加“*”做标识,并对属于文化生产活动的内容进行说明;如国民经济某行业小类全部纳入文化及相关产业,则小类类别名称与行业类别名称完全一致。从新标准调整的内容中,创意设计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这两项内容已经作为文化生产的核心领域被界定。这启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统合整体,“前店后厂”的传统文化产业精于创意、长于设计、勇于开拓文化新业态的优势得到了政策肯定。珠三角地区积极推进的休闲农庄一日游模式,便着力打造吸引客户的某一服务点(如亲子农庄、团队拓展特色、休闲娱乐服务等),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要求,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共谋发展的历史机遇,既能够、也应当、且必然成为广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内容,将广东从“经济富庶之地”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形成具有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的“文化创新之地”,这有利于广东成为大湾区的发展生力军和主导力量,有利于广东引领和协同港澳发展。近年,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8年的世界图书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推荐了犹太裔哲学家马尔库塞代表作《单向度的人》,并分享其读书心得:“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广东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示范窗口,文化产业发展成了顺应国家政策的重要抓手。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何实现广东文化产业健康协调发展,将广东从“经济强省”的既有印象中解放出来,以实现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就成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二、发展现状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意义非凡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带动广东及我国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强劲引擎。近年来,广东积极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省内三大自贸区片区为区域试行文化产业管理方法、税收政策、市场制度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创新发展条件。

  1. 产业资源丰富独特广东文化植根于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历史环境,既有山脉历史也有海洋文明,融会贯通百越土著文化、闽南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引领,毗邻港澳的广东,吸收了舶来文化元素,逐渐形成大陆与海洋、中外交融的文化品格,为广东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丰富的创意资源。201810月发布的《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各类文化活动较活跃、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较好的片区。其中一个建设目标就是世界级文化产业中心。因此,广东依托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缘优势、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尚未开发完全的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中一支独具特色的生力军。

  2. 产业规模效益突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约占全国文化产业总量的七分之一,连续15年居全国各省市首位。2016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4256.63亿元,占全省GDP比重大幅上升到5.26%。广东正在从过去单纯的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大省向文化产业主导的文化大省转变,文化产业正在逐步加大其国民经济重要性地位。根据广东省文化产业“十三五”规划及电影等相关专项规划,到2020年,高附加值的创意文化产业占比将达53%。另根据商务部门的数据显示,广东文化出口已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出版、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文化设备制造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出口企业和品牌。2016年,广东文化产品进出口437.9亿美元,其中出口418.1亿美元,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

  3. 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注重文化产业与资本、高新技术的结合,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深度融合,重塑产业发展新格局,鼓励和扶植文化名人打造个人文化品牌,3年内已成立了近50个文化名人工作室。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促进开放、多元和创意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元素,令广东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协同提升。近年,国家领导多次强调港澳地位不可或缺,这是港澳发展动力的“强心剂”,相关优惠政策陆续出台,为广东与港澳文化产业的紧密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201811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说道:“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希望香港、澳门继续带头并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参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国家对港澳的支持不遗余力,港澳藉由“一国两制”获得的文化产业红利能够在广东深化改革、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扶持下得以影响广东,将文化创意推广至南粤大地,在两个不同制度的交织碰撞下,广东文化产业迎来了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三、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为广东文化产业提供了经济动力和区域发展环境,但地方之间的文化、经济实力和政策法规有着不同的差异,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产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文化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文化产业引导、支持力度不够,文化产业智库建设滞后等。

  1. 泛珠三角城市发展不平衡,区域联系合作不够紧密珠三角地区地缘优势突出,联系泛珠三角区域,城市群发展若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将会带动地方经济和文化“齐飞”。泛珠三角区域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一区域所建立起来的共生共赢型经济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极。然而,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各区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尽管相关城市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区域合作程度仍然不高,资源共享信息不通,产业发展出现同质化,没有根据地缘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链环节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诚如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的,“现代性的潜能有待充分发挥,……用普遍主义否定和抹杀个性需要避免”,“应该探讨用相互理解的方式和彼此尊重的倾听方式来取代它。”因此,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考量不能仅仅停留在本土化的实践之中,需要涉及科技应用、地缘文化、人文观照来共同实现融合创新。如果刻意强调某个部分,则更容易误入文化歧途。粤港澳湾区某些地方出现的“文化独角戏”现象,就是没有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特点、未从整体性上考量的结果。对此命题,文化产业研究者和文化政策制定者必须拥有足够的警惕,以“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和“文化身份的价值及认同”为最高目标,实现连片式的湾区文化氛围营建。

  2. 自贸区发展认识不足,营商环境优势未充分发挥广东内部发展相对不平衡,五个“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和三个自贸区(南沙、前海、横琴)的区位优势并未得到彰显,城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显著。虽然广东有三个自贸区片区,但是自贸区发展各有不同,制度创新程度还不够,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均在探索试行阶段,自贸区政策优势还没充分运用起来,政策普及推广范围及深度不够。尤其在文化政策方面,深圳的政策优惠最高,对文化产业推动力度较大,而广州和珠海扶持力度相对较小,但广州拥有千年历史沉淀,文化根基深厚。而珠海的文化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缺乏文化龙头企业带动,中小文化企业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由于政治导向和地域因素,广东自贸区出台政策多偏向于金融、科技等产业类型,而相对于文化产业的投资大、收益时间长,尽管政策出台给予很多优惠,但“杯水车薪”难以助力文化产业大力发展起来。广东与香港、澳门在地缘联系密切,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形成的风格受港澳影响颇深,营商环境历来受赞。这其中,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及开放环境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存在着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等现实问题。如广东高校总数排名全国第二,但多而不强,未形成区位效应。非省会城市和地区培养的毕业生主要流向广、深等珠三角一线城市,本地区高新技术岗位严重缺乏高精尖专门人才。产学研没有紧密联动机制,出现“筑巢”成功却无法“引凤”的情况。

  3. 文化资源缺乏统筹,产业发展载体需求不断加大随着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港澳地区的文化资源流向内地城市,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资源丰富且分散,未能较好地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仅仅停在保留当地特色,但没有很好地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没有延伸发展至完整的产业链条,城市间的文化产业发展缺乏载体或联系平台,很多文化产品因缺乏市场或展示平台,最后导致产业发展裹足不前或“无疾而终”。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城市的文化企业存在小而散,业态独立、科技含金量不高的问题。省内个别地区没能很好承接发达地区的发展溢流,发展速度跟不上广东整体步伐。例如珠海产业规模整体偏小、产业平台建设滞后、规模以上企业比例不大,多数文化企业因固定资产投资不大,融资难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企业不能壮大,后天发展不全,难以吸引高端创意人才,缺乏专业人员和资金流的核心要素,最终企业发展也难以为继。

    四、对策建议

    本文认为,在深化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把握住珠三角地区的连片式发展机遇,更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机遇,吸收港澳的外溢资源,实现与港澳的协同发展。吸纳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将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平台创新、产品创新贯穿于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实现区域间彼此认同、区域内充分发挥主体性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与创新激励。

  1. 与泛珠三角城市联动发展互补优势,发挥区域协同效应完善毗邻省区间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支持泛珠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促进商品流通、要素自由流动。结合湾区内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特点,加强特色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发展结构,提高产业发展层次。加快建设省际交通大动脉,织就省际交通网络,提升区域交通运输通达水平,提高内陆通关效率。通过发达地区带动其他区域协调发展、同步提升,促进人才、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资源汇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因此,科技含量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重要特色,也是催生文化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推力。尤其近年来,广东“文化+科技”“文化+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互联网+”推动游戏、新媒体、网络文化新经济等文化产业新业态呈指数型增长,通过科技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升级提档,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亮点。广东文化产业作为区域间创新主导的发展思路,应该纳入宏观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统筹推进大湾区文化认同与产业合作的协同发展。因此,急需政府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制定一个详细的发展议程,厘清一系列在政策层面予以关注的问题,并确定哪些问题需要加以优先考虑。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如区域发展机会供给仍不均等;后续产业智力支持供给不足;产业结构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劳动力短缺和技能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统筹性的湾区实体等)。为推进共同的议程制定及其实施,有必要建立新的区域实体来推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政策的讨论,共同议程的制定及实施。

  2. 充分发挥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利用营商环境助力文化产业发展广东拥有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区,毗邻港澳地区,是内地唯一与香港、澳门陆路相连的自贸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平台。广东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应结合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区的不同区位制定相应的优惠文化产业政策,完善自贸区文化产业营商环境,提高境外文化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充分发挥邻近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建设自由贸易港,强化区域价值链竞争。长期以来,香港、澳门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到2017年年底,内地累计使用香港、澳门资金1.02万亿美元,占引进境外资本总额的54%1。广东应抓住发展跨境贸易机遇,香港借助内地城市的跨境电商平台,提供相关产品的物流进口服务。粤澳合作产业园可进一步深耕自贸区,高质量发展国际商务、酒店设施、文化创意等产业。例如,横琴自贸区便借助澳门旅游业发展势头,创新关检合作通关模式,促进珠澳两地文化融合创新,弥补珠海文化底气的不足,承接澳门文化影响力的外溢,推动形成独具创意特色的湾区文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广东成了该倡议的重要实施区域,大家均渴望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模式打造“文化湾区”,意图以拔地而起的艺术馆、开放式休闲文化区、成片制创意产业园作为文化湾区的建设名片,落入了另一种“唯文化论”的巢窠。作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区域最具借鉴意义的应该是文化产业体量相对较小、活跃度和创新力却相对高的香港和澳门。二者行使资本主义制度,其殖民文化为港澳地区带来有别于国内传统的文化元素。一方面,香港是亚洲地区的创意中心,以音乐、电影、电视片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产业久负盛名,建筑、设计和广告业在创意方面也较区内其他城市优胜。其拥有自由的经济体系、市场主导和政府促进、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湾区文化产业营造良好健康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澳门是闻名中外的世界文化旅游中心,其文化旅游结构是体系化的。虽然同香港一样,曾沦为殖民地,但其与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有不同的取向。广东的特殊地理区位使得其在进行区域发展战略谋划时必须考虑中国唯二的特别行政区(SAR)这一实际,尤其在二者的文化产业发展已臻成熟、基本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品位之时,更应注意借鉴和吸收,以便更好地实践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原则。

  3. 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实体平台,推进价值认同层面的情感维系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牵头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提出要推动“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探索“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广东省建设文化产业实体平台、区域内产学研联动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与建设方向。2018818日,深圳举办“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论坛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高峰论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联盟在论坛举办期间揭牌成立。由此可见,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需要文化来生根,文化产业需要实体平台推动发展,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已经落地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高峰论坛,都向我们揭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凭借港澳地区新闻出版和文化创意来获得新鲜血液,不断扩宽本土文化产业考察的国际化视野,创新区域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类型。广东应着力建设科技教育中心,吸纳全球艺术和文化人才,为培育本土文化创意产业输送多元人才,继续提升文化产业中的科技含量。对于大湾区的建设这一历史机遇,在广东省辖区内建立学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发展平台、实现产学研联动创新,是顺应天时之举。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历史地结合了岭南文化的多元风格,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导,同南粤各地原生文化相互融合,才产生了当下“重商实务”的岭南文化产业的传统。即使是在远古时期,岭南原始文化也是以多中心、母系氏族社会等特点区别于中原原始文化。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其文化产业风格则属于岭南文化的珠三角地区,近现代以降多具备开放、多元、国际化等特点。其中,香港的文化主体来自于外来文化的认知和改造,深受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影响,既保留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自我特征,又呈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因此过去常被认为是各种价值共存的理想空间,超越了作为国族/民族和作为本土文化的两种认同。作为东亚谈论的方向性,香港的名片价值应该加以保存和发展。澳门的文化主体则偏向于经济往来和后续发展模式的差异,以妈祖文化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依托葡萄牙语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协同发展,在价值认同上与香港有差异性。澳门将海洋文明的包容开放性与大陆文明的内敛向心力相结合,通过妈祖文化自身对海洋文明的诠释,结合岭南文化,推动本澳文化的融合创新。粤、港、澳三地文化的多元和差异,通过吸收舶来文化来突破传统文化束缚,将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主导、港澳作为创新助力,是有利于形成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可资借鉴的湾区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区域文化建设涉及历史渊源、精神构筑和情感认同,文化产业要想发展,首先要认识到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地缘关系,认识到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力和引导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要在现实认知上追求可续持发展,也要基于历史渊源追求共有的文化身份。若这种身份认同建立不起来,则不可能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协同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为流行的世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力图反抗由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支配的全球化文化而进行的改革,期待“实现一种更加民主的、建筑在信息与其他文化产品相互交换与‘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全球传播体系”,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若能合理统筹分配,推动中国内地传统文化元素和港澳文化元素融合创新,将会形成独有的湾区文化产业集群,成为广东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极。

    五、结论与讨论

    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宏观视角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明确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抓实办好。要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高标准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要继续推进改革,抓好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套、同向共进”。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政策,广东亦需要有自己的区域文化产业规划、战略构想以及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平台。

    未来对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考察,可以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内相关城市文化产业建设个案等关键概念和议题角度出发,就广东文化产业现存问题(如并未形成具有湾区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发展潜力并未完全释放等)进行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的产业政策角度,如何发挥政府的政策红利、如何建构实体平台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如何确立文化产业建设的判定指标(以区分于经济建设成果判定)等,都是可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思索,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广东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及其落实。

    广东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完善的产业链条和广阔的消费市场,港澳地区则有开放的经济体系、高端的创意人才以及国际金融优势。广东和港澳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各有不同、各有优势,将为粤港澳三地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不同的政策参考、制度创新以及发展模式。在此模式和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指引下,粤港澳大湾区必将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创业高地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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