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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关键透视中国“政治季”

《台港澳文摘》2020年第4期  来源:《镜报》2020年3期   时间:2020/5/12   


 

2020年是一系列重大政治任务的关键时间点——“全面小康”的实现之年、“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三大攻坚战”的最后攻关之年。全国“两会”(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除了确保既定重要任务、重要目标的达成,也将承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尽管在疫情“黑天鹅”的强烈冲击下,今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日期、形式可能面临调整。但总体来说,今年“政治季”将持续关注以下重点提议。

疫情防控:亟待立法修法

农历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罕见地召开会议,主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此前,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并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扩散蔓延。

1月下旬至2月中上旬,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至少7次发出战“疫”动员令,连续作出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机构,迅速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中央层面的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的统一指挥。截至1月底,31个省市区全部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回应。人口达千万级的武汉采取了“封城”的空前之举。

有学者指出,在疫情受控消退之前,真正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因素并非病毒造成的肺炎本身,而是为了防控病毒传播而采取的社会反应模式,包括政府反应模式、企业反应模式、信息传播模式、交通交往模式、工作生活模式的变化等。

2月3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深刻触动并引发了内地公共应急治理体制的改革。此后逐步实现了应急管理从单一性到综合性、从临时性到制度化、从封闭型到开放型、从应急性到保障型的四大积极转变。

例如,建立了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制度。2003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该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实施仅花了26天时间是改革开放后出台最迅速的行政法规。再如,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加强了党政军、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综合协调,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增添了新鲜内容,此外,行政问责制度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以更长的任务目标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也承接社会现代化新路程的开启。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的若干要求,包括“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理论、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等。

在“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部分,四中全会《决定》还指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职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

如何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民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应是今年“两会”上需要关注的一份答卷。

此外,就切断危机源头的角度看,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已显得越来越必要。

近日,中国环境报社等四家单位发起建议立法禁食野生动物倡议,建议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及有关国家机关依法紧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采取更严格的法律措施管制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行为。

具体建议包括:根据疫情变化和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法定野生动物范围、禁止买卖和禁食野生动物的范围;对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加大法律追责力度等。

同期,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19名院士学者公开联名呼吁杜绝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建议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内容写入法条之中。

在2月5日举行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指出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方向和要求。

稳定增长:消除机制性障碍

根据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今年经济工作开展的主要背景。而此前中央对2019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说明2020年的整体形势更加严峻。

在2月政治局会议的最新论断中,把疫情防控上升到“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事关对外开放”的高度。可以说,经济维稳已经到了同时间赛跑的关键时刻。

目前普遍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弱企稳将被打断,今年GDP破6是大概率事件。

从外在表现看,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极为相似,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其对经济的影响路径和程度。

而进一步分析看,相比17年前,当下逆全球化、贸易战等外部环境更差,经济运行趋势、增长动力结构等内部环境也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今年面临的稳增长难度或超预期。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的研究报告认为,疫情持续时间、政策对冲力度将决定经济表现。从防控得力与否推演的不同情景看,最好结果是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局限在一季度;最坏可能是持续时间超预期,影响全年经济。

从行业影响看,今年上半年餐饮、旅游、电影、交通运输、线下教育等行业受冲击最大。

从经济活动的个体单元看,民企、小微企业、弹性薪酬制员工、农民工等受损程度相对更大。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脱贫攻坚看,也将受到影响。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认为,脱贫攻坚措施中有很大一部份是以二三产业为主的生产扶贫,尤其像以旅游为主的扶贫工程短期内将受到影响。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紧急印发相关通知,要求各级扶贫部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最重大的政治任务。并要求,“认真谋划做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后对因病致贫返贫群众的帮扶工作,确保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圆满收官。”再从对外看,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方面也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并给予三个月的“观察期”。其实际影响,是“等同于一次国际经济制裁”,或只是“一个短期的脉动式冲击,最终还是取决于疫情控制力度和社会管理能力。

无论从紧迫性还是中期需求看,稳定增长都将是今年“两会”的主要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通稿中,“稳”字共出现了29处,足见这是一条贯穿今年工作的主轴线,反映了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稳”中亦有变,体现了中央决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变化之一,在于中国高层对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判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表述为“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

中央施政的规律是“对症下药”。既然明确提出了三大问题,也必然配套相应措施和解决方案。

分析人士认为,“周期性因素”偏重客观性,指受环境影响造成的需求面变化。“结构性因素”偏重历史性,指产业结构、分布、调整造成的供需变化。而“体制性因素”直指因体制弊端给经济增长制造的障碍。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增加体制性问题的表述,释放出经济体制改革加速的强烈信号。

在疫情危机的倒逼下,相关改革力度料会加强。这些重点改革方向包括: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对外开放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降低关税水平等。

1月1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议,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时指出,“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为企业生产经营、参与公平竞争提供更宽松环境,催生更多新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此外,“国家账本”也是今年“两会”的一大看点。财政安排料会加大减税力度和应对疫情的支出力度。

有经济学者指出,2020年以收定支,财政收入下降,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属预计外的支出,为避免挤压其他民生和稳增长支出,无论内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及时、有序地消除机制性障碍,经济平稳运行就将获得坚实支撑。

数字经济:释放发展新动力

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力动能,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国高层对此十分重视。在去年举行的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均致贺信,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品质发展”。

从今年各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多地重点发力“数字经济”,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成为地方“两会”的高频词。

其中浙江省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全力推进。在谋划今年工作时,省长袁家军表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5年倍增计划,做强集成电路、软件业,超前布局量子信息、类脑晶片等未来产业,力争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5%。

为基本建成创新型省份,浙江将加快建设“互联网+”和生命健康科技创新高地,2020年研发投入强度力争达到2.8%。

同为经济发达省份的广东则提出,今年将支持广州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引擎作用,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智能网络汽车等产业,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验区。据悉,这是广东首次提出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验区,也意味着对区域性科技策源地的升级。

在北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强调“以更大力度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抓住全球产业链调整机会,实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计划,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同时,推进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垂直行业场景应用。

在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同样成为众多省(区市)的共同行动。

安徽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物流联网、下一代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深化“数字”应用示范,推进建设“城市大脑”。

重庆提出,将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智能名城”。

青海提出,着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大数据产业园、数字经济发展展示运行平台,组建数字经济发展集团,加快建设“云上青海”。整合现有产业、企业和产品,谋划和推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

从各地实践看,数字经济已成为内地经济发展最活跃也最重要的新动能之一,其发展速度还快于整体经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人民币,名义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据测算,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中国GDP比重将超过50%。

内地经济学者指出,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度过起步期,进入“质变”时代。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全面融合已经开始,从生产到消费,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各方面的数字化进程都在加快。下一阶段,数字经济将向更高层次、全面融合发展。在此一背景下,5G作为“新基建”也显示出指标意义。从已披露的信息看,多数省份均把“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有行业研究员预测,受政策推动,预计5G新建基站数量将超过40万个。面对热潮,也有专家提醒说,提升数字能力需防“虚火”。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近日指出,发展数字经济要防止“一窝蜂”。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形态运行模式不同,要用新方法应对。他认为,“释放新动能要比打造新动能更重要”,应加强制度创新,打破与实际发展不符的各种条条框框。

从国家层面看,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建立健全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用新思路引领新发展,应是施政规划重点。

在中国政府的行动日程表上,数字经济已成为对外合作交流的重点方向。

例如,今年被定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将加强5G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合作。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七届中日韩工商峰会上,中国高层也表示,将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创新技术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地区和平与繁荣,开启亚洲的新时代和美好未来。

今年疫情爆发之后,数字经济亦发挥了对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内地居民手机买菜、企业远程办公、学校线上授课、医院线上问诊……可以预计,在抗击疫情的胶着战乃至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都将继续成为政府培育的重点。

——摘自《镜报》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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