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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保六”大争辩

《台港澳文摘》2020年第2、3期  来源:《广角镜》2020.2.15   时间:2020/4/13   


 

2019年以来,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大的韧性,稳中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引起各方密切关注。

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六以上,在总量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一。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中国经济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既有量的合理增长,更有质的稳步提升。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这也引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大论争。

“保六”的华山论剑

进入年底前,对于2020年经济发展的探讨愈显急迫,而探讨的问题也愈显集中,在多个论坛、峰会、发表文章等各种形式中,多位在政商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顶级经济大脑们,激烈争辩着同一个问题:2020年中国经济要不要力争“保六”。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未有消除,而且还有压力加大的可能。若经济增速要保百分之六,则意味着需要采取加大力度刺激经济的政策,但或为将来经济发展留下隐患;若不要求经济增速保六,则需要解决增速继续下滑向五而带来的就业及影响社会的不利因素增加等问题,同时还要有措施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因此要不要保六就成为争辩的焦点。

据网络媒体报导称,在这场“保六”大争辩中,主要分成三大派,顶级大脑们通过论坛、峰会、文章各种形式向高层传递声音,可以简单归类一下:

一、刺激派。前央行顾问余永定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经济增速已滑至六,该车了》,引爆了这场争论。余教授主张要采取更积极的刺激政策,特别是财政刺激要发挥主导作用,勇于突破财政赤字百分之三的红线。

高盛高华的首席宋宇还提出:“有些人开始谈论高速增长是不利的。增幅较低更好。六的增幅比以前八的增幅好。那么两年以后呢?是不是要说四比六更好了?”

这一派判断,抑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一旦GDPGDP增速这个经济指标的分母减少,所有指标都会恶化,就业形势更严峻。而中国目前还有宽松的空间,通胀只是猪肉价格引起的,核心CPI没有上来,所以“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增长”。

二、 稳妥派。以国务院参事夏斌为主,不认可六是不可突破的底线,要实事求是。夏斌认为,2020年五点五至六的增速是基于中国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得出的十分稳妥的区间,还能保证实现翻一番的目标。比起刺激派,稳妥这一派更关注对民企信心的恢复,更加关注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做好私有产权保护、减少政策干预等,来激起民间的信心。

三、改革派。以黄奇帆为主,认为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周期性、总量性的,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要从根子上改革,靠增大刺激规模这种总量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不同观点的重量级人物激烈交锋,颇有一番高手在华山论剑的既视感。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财新》杂志上发表《保六有必要吗?能保六吗?和余永定教授商榷》。陆挺说,不明白余教授怎么会推导出六是一个神圣的数字。中国目前政策宽松的空间已经显著缩小,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不仅寅吃卯粮,还会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恶化国际收支,因此得不偿失。“如何刺激比刺激规模更为重要”。

陆挺认为,问题在于供给端,而非贸易摩擦带来的需求端问题,后者才可以用加大财政刺激的方法解决。他特别提到,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是当前的一个快变量,而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在供给端的资源扭曲配置,是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比例过快上升、有逆城市化方向的三四线棚改等导致的后果。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站到了改革的阵营。刘发表了“用刺激性办法保六,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五”的演讲,直言不讳称:“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而且“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

不过,提速和增质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矛盾的,中国社科院的学者金培的发言就很清新:“如果我们不能保持五或六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不够。只要体制搞得更市场化,更加顺畅,把市场运行中间各种成本通过改革以后降下来,非常有步骤有秩序地扩大开放,中国经济没有道理在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就出现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下行。”

对问题有争论多方发声是好事,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才能让决策层听到来自各界的声音。但2020年在政治上是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全面小康、GDP比2010年翻一番,增速很关键。

“稳字当头”一锤定音

距“保六”争辩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中旬举行,为2020年经济发展布局定调,引发境外媒体高度关注。据路透社报导,会议指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有专家分析认为,会议强调要坚持“稳字当头”,显然意味着,2020年不会采取强刺激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同时会议称,“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迭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20年要抓好六项重点工作。一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各级部门须适应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

二是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会议提到,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

三是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要补齐民生短板;要兜住基本生活底线;要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四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五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

六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发挥好自贸试验区试验田作用,推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健全“一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多双边自贸协议谈判。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对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重要信号进行了分析。由于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还将被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减税降费方面将以落实为主,针对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或将深化。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优胜劣汰和产业创新将继续成为主要方向。提高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跨境电商、智能服务等新业态发展获得支持,绿色消费被大力提倡,旅游、文化、健康、养老、育幼等服务消费受到关注。在民生方面将以就业为先,教育、医疗和养老仍是重点。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问题,作为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最直接的感受点,是中央多年的重点关切之一。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中国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强重要区域联动效应。重点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具备国家战略意义,将依照各自的功能持续推进。

深化改革避免强刺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0年的经济布局延续政策定力。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认为,高层仍然坚持合理适度逆周期调控、不搞强刺激的政策思路,总体稳字当头。当前决策层的思路依然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改善民生、稳定就业、高质量发展及深化改革也构成了政策主线、贯穿始终。

不应当把目标定为“保六”,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已经采取一定刺激措施,但效果不佳;二是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三是过去的强刺激措施留下诸多后遗症,如果为“保六”而重启强刺激,可能影响防风险等政策目标完成而得不偿失。事实上,中国已经使用了适度刺激。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决策层对于短期保增长仍然高度重视,逆周期调控从未缺席。

最重要的是,过去面临经济压力时,往往采取强刺激,这些刺激政策尽管短期内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稳增长作用,但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扩张,潜在增速下降,刺激效果也在边际减弱。强刺激还留下不少后遗症。例如当年的“四万亿”,在中国经济濒临硬着陆之际推出,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四万亿”的主要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存在诸多弊端,造成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部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存在取舍,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特别是,借助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继续以开放响应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性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取得更大的中长期的收益,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五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六的增长更加健康。

中国经济为何不纠缠在要不要“保六”的增速上呢?其实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是发挥了托底的作用。最新经济数据显示,11月份各项经济数据超过预期,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市场忽视了中国经济韧性,对中国经济的底估计过低。实际情况是,中国有制度优势,有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这些基础性因素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中国经济可以保持在平稳增长轨道,不会出现崩盘式下滑。

就以消费这个新增长空间来说,经济数据超预期,其中就有“两个加快”: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加快。仅就市场销售加快来看,数据显示,1-11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九万五千亿元,同比增长十六点六,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七点六万亿元,增长近二成,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二成多,比上年同期提高二点二个百分点。

中国网络零售业已经找到新的蓝海,其核心是“新消费”的崛起。“新消费”概念近年来在媒体上比较流行,但它实际上至少在2015年就已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而网络零售业之所以被更多地与“新消费”相关联,是因为确实跑在了整个零售业消费升级的前面,起到了领头羊与发动机的作用。

关于什么是“新消费”,目前尚无统一定义,狭义看,“新消费”是指由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商业模式,以及基于社交网络和新媒介的新消费关系所驱动的新消费行为。因具有“增量”和“升级”的特点,从本质上看“新消费”应该是所有零售企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目前新消费实际上是由网络零售业所引领和发动的,这就使得网络零售业和中国的内需增长因此而深度绑定。

那些视而不见的巨变

新消费之所以被寄予厚望,是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关系去满足需求,同时也使消费变得更人性和更有效率,并倒逼商品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日常生活中新消费正在迅速渗透,大量消费场景被重塑,消费链条变得越来越短,也使得C2M反向定制等生产模式成为可能,最终是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202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明确将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与需求端的消费内需进行直接挂钩,而这也是“新消费”较之传统消费最擅长的部分,也是最大特点。

一般来说,过去传统消费时代,生产与消费实际上距离非常远。一些国内为国际品牌代工厂商,只懂得为国外做代工,产能是建立在订单基础上,对市场毫无了解,也没必要了解。但随着出口面临困境渐增,产能向满足内需转移之后,它们就必须面对市场,要了解消费者,要建立新品牌,要重新规划产能和技术研发能力,这时候走新消费之路就成为一条触达消费者的较短路径。类似的例子,在市场上还有很多,比如新消费也能够使偏远山区的农产品特产更快、更便宜地被卖到大都市。

对全世界来说,“新消费”都是新概念与新现象。中国具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同时也有高度发达的互联网业和网络零售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具有这两大优势的市场极为罕见,这使得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通过新消费提振内需,拉动增长的新型路径,值得期待。

如果聚焦于2020年,在我们深处的这个时代中,却会有视而不见的一些巨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教授钟伟说,“双雄会”已提前上演。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大变局,中美两国是关键角色。2020年中国经济放缓或许难免,但增速仍处于全球第一阵营之列。和我们自己比,慢了。如果经济增速未能“保六”,也并不奇怪。但和别人比,不算慢。目前和2020年中国可能是金砖国家中表现最佳者。评价中国经济快慢有何用?中国经济在2020年将要突破百万亿,每个月逾五万亿元的投资,近四万亿元的消费,如此巨大体量,有暗淡的行业和企业,也肯定有精彩和蓬勃的区域、行业和企业。中国经济还未充分展现其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幸运的是,全球经济也很平庸,宁愿慢,不能乱。

全球投资者可能更关注核心资产。由于中美的实力和创新潜力,全球投资者将日益明显地视中国和美国的优秀企业为值得配置的核心资产。2020年经济虽然平缓,但投资机遇却不凡。投资者的情绪升温取决于一大背景,两种力量。一大背景是,中国增长的放缓和CPI的下行,为中国央行缩小和全球金融周期之间的差异创造了有利条件。两种力量,一是深化改革的力量,使得投资者对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的热情不减;二是加速对外开放的力量使得国际投资者对配置中国优质核心资产的热情不减。

——摘自《广角镜》20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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