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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为王 经济“驱寒融冰”

《台港澳文摘》2020年第2、3期  来源:《镜报》2020年2期   时间:2020/4/13   


 

2020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当此重要年份,中国经济内外逆风仍劲。种种迹象显示,已在下行泥沼中挣扎多年的中国经济,2020年仍有霜冻危险。

六大挑战横亘其前

其一、外部拖累

本次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处于调整之中,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尚未确立,内生增长动力仍未完全恢复。

受制造业下滑、贸易纷争不止、收入分配矛盾激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凸显等多因素迭加影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从亚洲来看,作为全球经济景气的金丝雀,韩国出口连续12个月同比负增长,复苏尚需时日。从欧洲视之,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制造业亦呈现衰退迹象,一旦其衰退程度和持续期远超其自身承受力范围,其负面冲击必将蔓延至全球。当前,欧元区制造业PMI已连续多月低于荣枯线,核心国家主要经济数据下滑明显,欧委会已将欧盟2020年经济增速下调至1.2%。从新兴市场而言,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局势动荡,游行、罢工频发,震荡剧烈。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不讳言,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在不确定性持续高企和全球化步伐放缓背景下,投资低迷伴随贸易低迷,均将削弱长期全球经济潜在产出。受上述利空拖累,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难言乐观。

其二、贸易战

中美于2019年12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短期来看,中美达成协议将给中美双方带来宝贵缓冲期,但从过去两年来两国贸易战的反复波折来看,仍不排除未来再现波折的可能性。长期而言,中美博弈整体格局未变,2020年,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中美局部冲突甚至冲突升级风险仍有可能。

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改变,认为中国是苏联之后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和对手。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紧张将是当今世界格局的新常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都应直面中美长期博弈局面。

数据显示,2019年前11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下滑12.5%,对美国进口下滑23%,对美国贸易总额下降15%。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为17%,进口占比为5.9%,前者为近5年新低,后者则创25年来新低。

因此,2020年,除了因应全球经济寒潮外,中美博弈仍是横亘在中国经济复苏前路的“拦路石”,与此同时,中美博弈对全球经济的短期需求面和长期供给面均将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其三、三驾马车疲弱

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波动中持续走缓,进入2020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仍不乐观。

从消费来看,虽然2019年11月中国社会零售数据走升,但与双十一促销不无关系,而双十一消费不具可持续性。当前,居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短期并无大幅改善,2020年中国消费增速仍难言企稳上涨。

从投资而言,2020年,房地产投资受融资紧缩、销售低迷、土地购置负增长影响仍将大概率下行,基建投资亦受债务追责等因素制约。加之“四万亿后遗症”及投资边际效应递减,投资刺激老路已是此路不通。受前期企业盈利持续下滑影响,制造业投资将维持低位震荡格局,整体来看,2020年投资将难言乐观。

从出口视之,一方面受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趋于放缓影响,整体需求回落,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对进出口负面影响仍将显现,2020年进出口贸易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三驾马车”放缓,加之中国城市化趋缓、劳动人口老龄化、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汽车保有量萎缩、国进民退、融资杠杆率提升恐引发严重金融危机等多重利空因素,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均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其四、滞胀显现

2019年11月,中国CPI同比增长4.5%,较上月增加0.7%,创2012年2月以来新高。与CPI节节攀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1月PPI同比下降1.4%,较上月增加0.2个%,连续5个月处于通缩区间。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12月猪肉价格已现反弹,且多数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有消息称,近期部份地区非洲猪瘟有复发迹象,如非洲猪瘟影响继续扩大,无疑将持续推高物价。加之2020年,受猪瘟影响,贸易商、深加工企业及饲料企业的玉米库存均已降至低位。随着生猪养殖需求恢复,或带动玉米价格回升,而过去一年扩散到中国的草地贪夜蛾已致玉米减产,不排除2020年粮食价格接棒上涨风险。

考虑到春节前后居民食品消费需求、交通、旅游、出行需求增加,2020年初CPI有“破6”风险。而CPI高企,将对货币政策宽松空间形成掣肘。

PPI方面,2020年,由于上游产业景气趋势性回落,迭加下游需求不足,或推动PPI持续停留在负值的通缩区间。2020年,类滞胀格局会否继续演化值得关注。

其五、楼市走冷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11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二手商品住宅价格情况显示,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仅44个城市房价上涨,较10月再减6城;房价下滑城市增至21个,为2019年内最高。二手房方面,全国下调城市多达33个城市,已连续5个月超过20个城市;房价上涨城市仅32个,处于近4年最低点

截至2019年11月底,房地产企业破产数量已逾450家,超过2018年全年破产数量。

房产分析师认为,中国一二三线城市楼市逐渐进入调整期。后续如果没有明显的政策变化,预计下滑趋势在2020年将持续。

在住宅市场趋冷的同时,中国曾经风光一时的摩天大楼潮亦启动退烧模式。规划高度曾达到63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因为拖欠工程款而停工。截止2019年三季度,中国写字楼总建筑面积已高达5800万平方米,平均空置率为20%,部份二线城市如长沙、重庆、苏州、天津、无锡和厦门等空置率已高达30%以上。

其六:债务危机

2019年底,天津市政府经营的天津物产集团,因积欠外国银行12.5亿美元债务,成为20年来第一家没有按时向外国投资者偿债的中国国有企业。

由于经济放缓,中国金融风险逐渐显性化,无论是企业部门还是政府部门乃至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均不容小觑。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中国家庭的杠杆率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4%,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对一些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构成债务风险。2019年前11个月,民企债券违约率达4.9%,创下新高。

中国央行亦坦承,债券违约可能会继续,因此当局必须防止此类违约风险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加大对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根据惠誉研究显示,2014年以来中国境内企业债券违约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且违约债券本金金额亦一路攀升,已从2014年的13亿人民币,大幅增加到今年前11个月的994亿人民币。

未来2年,中国企业将有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其中包括来自全球贷款和投资者的2000多亿美元。穆迪表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政府试图减少对负债企业的支持,2020年债务违约的中国企业数量将继续上升。预计2020年将有40至50起新的债务违约,高于2019年。

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压力

2020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三驾马车集体低迷、金融风险逐渐显性化、楼市下行压力不容小觑,面对种种挑战,2020年的中国经济须通过三大压力测试。

一、保六压力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要实现消灭“绝对贫困”,经济发展显然不能失速。但从当前种种迹象视之,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前后再下台阶,“保六”攻坚战能否全胜,仍是未定之数。

从当前政策工具看,财政收入方面,收入压力加大,减税降费空间所存无几,预计2020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将下跌10%以上。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前期大水漫灌后遗症遗患至今,再启“全面宽松模式”,不仅效果不彰,且副作用明显。

2020年,能否成功“保六”,遏抑经济进入“5时代”,可谓困难重重。

二、就业压力

在经济下行阶段,就业压力亦如影随形。

2019年11月,中国PMI从业人员指数47.3%,位于十年来较低水平。中国数百万人员返回农村,寻找就业机会。

百度2019年找工作和招聘指数直线上升,分别达到了2854万次和1660万次,创下历年新高。

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带来的潜在风险,技术变革可能会冲击就业市场并扩大收入差距的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加之民企经营困难迭加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部门冲击,2020年中国就业领域可谓“亚历山大”。

有鉴于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三、新动能压力

2019年经验表明,依靠传统短期需求管理手段,仅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但要保证中长期增长,仍需挖掘新潜力,探寻经济新增长点。

5GAI、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基础,但当前,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速回落明显加速,开始与传统行业增速有拉平趋势;行业分化、区域分化、不同规模企业绩效分化较为严重,导致诸多行业、区域和中小企业绩效恶化,开始触及底线,短板效应不断累积。

在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较为严重。政府债务约束和投资效率困境、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与信贷供给扭曲、居民部门杠杆率显著升高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成为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巨大阻碍。升级型结构调整速度放慢,而萧条型结构调整却持续加速,从而将推动2020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入艰难期。

改革大年新旧转换

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迭加的2020年,中国经济欲逆风前行,须有长线思维,实现改革为王。

第一:长线战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多年未有的复杂局面,内忧外患交织,更需要从长远看短期问题。

从外部而言,在中美博弈长期化背景下,不能以短期心态应对中长期问题,将短期稳增长政策当作中长期政策来实施。经济增长要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

从内部而言,过去面临经济压力时,中国往往采取强刺激,而这些强刺激政策虽短期内立竿见影,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张,潜在增速下降,剌激效果边际减弱。包括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内的刺激后遗症,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因此,为中国经济御风抗霜,要有长线思维,作好长线战准备,不能因为短期稳增长压力,而舍本逐末,放弃长线战。

第二、改革为王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亦是“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一百年”的布局之年,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

观察家指,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和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简单的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已难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

当前,要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真正实现制度性变革。打破行政性垄断,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是题中应有之义,消除所有制歧视,须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面对陡增的国际压力,中国当继续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响应孤立主义,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外国投资者重返中国。

第三、新旧转换

2020年,既是本世纪20年代的肇始之年,亦是中国经济新旧年代的转换之年。

过去40年,中国经济狂飙猛进,2020年GDP翻番的“赶超战略”将如期实现。未来40年,伴随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须完成制度性转轨:摒弃速度崇拜,淡化GDP情结,实现新旧动能的有效切换。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更多倚重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发展需求,而非调控层的政策规划;应更多注重市场调节而非一刀切的行政指令;应更多着眼长线思维而非短期目标;应更多聚焦结构性改革而非货币端的放水刺激,如是,才能真正驱霜融冰,走出寒境。

以改革战、长线战为中国经济卸去冰冻严霜,才能顺利开启中国政经新周期。站在中国政经新周期起点上布局谋篇,未来40年行稳致远才不是水月镜花。

——摘自《镜报》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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