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庚子展望: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台港澳文摘》2020年第2、3期  来源:《镜报》2020年2期   时间:2020/4/13   


 

回眸己亥,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双方短兵交接持续缠斗了22个月,终在2019年岁末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然而,两国无人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乐观。专家认为,当前贸易停火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展望2020庚子年,中美关系或将遭遇更多波折,场更加持久的“冷战式”冲突刚刚开始。基辛格博士感叹,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两国正行走在冷战的山脚下。

对此,中美专家呼吁,基于现实的根本利益,两国应冷静理性处理,双方都需要有与“魔鬼”做交易的勇气和智慧,采取真正而紧迫的行动,让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再挂钩”,而不是“脱钩”。长期以来中美两国达成默契的“求同存异”和“政经分离”的方针仍应坚守,而将争端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应该作为战略底线,这将为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更多的战略机遇期。

贸易战暂告一段落  且慢欢呼鼓掌

中美贸易战难解难分,一波三折终于暂告一段落,终于刘鹤副总理于2020113日至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的达成防止了中美贸易战的继续扩大对双方与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为下一阶段谈判创造了良好氛围。但也有专家认为,对其结果的乐观评估应谨慎,不应过分夸大,尚未到欢呼鼓掌时。

第一,从协议的动机看:这一协议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特别是美方的临时需要,有较大的偶然性色彩。

2018年上半年开始,美方一直坚持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是达成任何中美贸易协议的前提,而且坚持双方的协议应该是一次性、全面性协议而分阶段、非全面协议,以“毕其功于一役”。但这次协议的达成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在中方承诺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只承诺进行部份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美方改变了原有的坚持,与中方达成了阶段性的、非全面性的贸易协议。

专家认为,这不是由于美方或中方的根本立场发生了变化,而是双方特别是美方的临时需要。协议的达成有较强的临时需求与偶然性色彩。

对美方而言,大选在即、特朗普担心几个农业州的选票因受中美贸易战拖累而流失,同时由于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弹劾调查,切需要一个协议来为自己作经济上的背书。对中方而言,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严峻,也需要停战来喘口气。

第二,从协议内容看:已有贸易战的规模与强度并没有降低多少,而且双方的深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贸易战今后仍可能扩大。

此次协议,美方保持了对第一批、第二批针对中国共计2500亿美元对美出口产品(占中国对美出口一半左右)加征的25%的关税,只是将第三批针对中国1200亿美元出口产品的加征关税从15%降低到了7.5%而且,美方仍然保留了以后继续加征关税的权利,这对于市场而言仍然是一种不确定性。

双方协议的主要内容虽然包含了部份美方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内容,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与强制技术转让等,但远没有达到美方的期望。因此,双方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美方将来(特别是2020年大选后)很可能以此为由重新恢复乃至升级现有贸易战。

同时,尽管美方一直强调协议的执行机制,但协议的未来执行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美方将来也很可能以第一阶段协议执行不力为理由,重新恢复乃至扩大贸易战。

第三,美方的小让步不表明美方服软或者输了

从表面上看,此次协议的签订,是美方作了“让步”与妥协,不再坚持要求中方进行一次性、全面性结构改革。但如果有人据此认为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那就太片面了。

首先,美方只承诺减免部份第三批加征关税产品的7.5%的加征关税,没有其他任何付出,但换取了中国的部份结构性改革与大量农产品的购买,可以说是“让步”很小、获益巨大。这是明面上的成本与收益对比。

其次,无论中国是否真的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否真的切实履行已有协议,美方都有其他手段达到其最终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认为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

因此,贸易专家建议,中方应以主动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冲突,并改进自身发展机制,释放内部经济活力,促进经济更健康的发展,可谓“一箭多雕”。

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

大陆学者周志兴指出,即使双方已经签署了贸易协议,也只是暂时性的,从现在的态势看,贸易战的告一段落,更像是双方喘一口气或者是倒退一步而蓄积能量,准备再次出拳,也许这一拳会更加有力。因为贸易战的结束,美国反对中国的声音会更加集中在人权南海、台海等问题上,那将是更加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回不到以前了。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指出,中美贸易战史无前例,对应的现实情况也异常复杂。在贸易战“打”与“谈”的过程中,贸易和科技、金融、投资等问题交织,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交织,而国际政治又与国内政治交织。以大历史的视野看,中美贸易战无疑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一场经济交锋,而这场空前的交锋又发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如果不加以有效管控,贸易战可能成为一场经济冷战乃至全面对抗的前兆。

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斯蒂芬・罗奇也认为,无论贸易休战与否,美国与中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经济角力已经开始。当前战事的停火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很可能是一场持久的冷战式冲突的开始。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认为,在战略竞争的主题下,摩擦与紧张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两国关系当下的紧张和相当一段时期内所要面对的挑战和困难,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美关系已步入从旧关系格局向新关系格局过渡的历史进程。

首先,中国实力地位大幅提升,两国差距显著缩小,尤其这一趋势可预期地持续发展,使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正形成新的平衡模式。

其次,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作了重大调整,中国被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主要挑战者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一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华战略态势,也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以加强防范、制衡和对冲措施为标志的战略竞争取代了对话、交往与合作,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导面。

第三,中美两国在经贸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关系,随着中国经济能量的全面提升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围,成为全球经济供应链和价值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份。

中美各自都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段,国内政经局势的复杂变换伴随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激情,对当下中美之间重大议题的处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牵制。

如“求同存异”和“政经分离”方针是否能持续。长期以来,中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条方针在双方领导层得到持续的认同,并在政策运作层面保持微妙的默契。显而易见,当下华盛顿甚嚣尘上的“脱钩”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抛弃这两条方针。美国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辩论及最终形成的政策导向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再如,中美能否达成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的政治和安全共识。这个大问题涉及中美两国对以下重要议题的战略和政策考虑: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架构问题。在战略竞争已主导中美关系的大态势下,双方对各个问题的处理显然存在着重要的关联。

2020年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多起伏

展望2020年,中美专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或将面临更多波折、起伏和争执。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席格尔亚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预计,美国人普遍对华强硬态度会持续贯穿2020年,随着美国总统初选和大选活动的展开这种强度态度只会有增无减。中国将成为两党候选人常用的出气筒。

沈大伟指出,主张改善中美关系在大选期间会被视为是一个败招,正如候选人乔·拜登的经验教训。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与此同时在中国,美国也越来越经常受到执政当局及公众的怀疑和批评。

2020年的中美关系不乐观,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贸易方面。自从“第一阶段”谈判结束后,华盛顿出现的共识和语境是中方“赢了”。这种观点基于分析人士的说法,即中方最重要的承诺(主要涉及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扩大对外国金融服务的开放,以及外来投资自由化)早已在北京的计划当中,而不是强硬的贸易谈判的成果。而且这都只是中国经济所必需的更大范围结构性改革的第一步。

沈大伟认为,接下来的主要问题是,还会有“第二阶段”协议甚至谈判吗?看来,中国方面对满足美国的各种“结构性改革”要求很抵触。任何中国愿意参与的这方面讨论,都会有先决条件,即美国要先取消所有的关税。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公正公平的问题,而在特朗普总统及其贸易谈判代表而言却很可能行不通。因此,进入2020年,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仍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其次,在地缘战略、外交政治安全和反间谍领域也同样存在争议,甚至更多。

沈大伟指出,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权力和影响力之争日趋激烈,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区不受影响。中国在中欧、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存在不断增加,日益引起华盛顿的关注。与此同时,之前双方在气候变化、不扩散、经济稳定、能源安全、走私等跨国“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合作就算没有完全停止,也已一蹶不振。两个大国对这些地区和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相关高级别外交沟通也基本上停止了。

西太平洋和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也有重大变

化。如果冲突爆发,美军将不再享有出入自由或致胜把握。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关系也存在极大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而北京却在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稳扎稳打。双方都为应对与对方的军事突发事件制订计划,进行训练。“安全困境”已昭然若现。

在这种情形下,台湾111日的大选蔡英文再次胜出只会使酝酿中的紧张加剧。香港也存在类似情况。可以预计,还会不断有摩擦,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将延续。美国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激怒了北京,给双方的摩擦火上浇油。另一项《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同样也会惹恼北京当局。

沈大伟认为,这些问题都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不友好,至少在华盛顿特区是这样。从美方的角度看,目前“好消息”或建设性关系很难辨认。因此,尽管最近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过去两年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很可能要延续到2020年。

控制争端范围应成为战略底线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无疑是当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基辛格博士近期两次就中美关系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警告。一次是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晚宴上的讲话;另一次是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由彭博社主办的新经济论坛上。基辛格强调了相关的两点:第一,中美正行走在冷战的山脚下;第二,中美一旦发生冲突,将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为糟糕。

对此,中外专家都指出,两国之间已经显露“冷战”苗头,两国元首和决策智囊需要一个底线思维,对于中国而言,将中美争端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应成为战略底线,这将为中国发展赢得更多的战略机遇期。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对美中而言,现在更重要的就是避免正面冲突。我们玩不起大国竞争的旧把戏了,不论它们看起来多么不可避免。我们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应对面临的经济、安全和环境挑战,那么西方、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和关系就必须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必须从战略上应对这个艰难的新时代。现在,我们的全部未来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撰文指出,可以预见,在世界历史新百年的初始阶段,对我国和平崛起的最大挑战,对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仍将来源于美国。但是他也指出,毕竟时代不同了“鱼死网破的思维,同归于尽的冲动,两败俱伤的结局,都不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于洪君说:“尽最大努力挫败美国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冒险主义图谋,努力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争端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应当成为我们严防死守的战略底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不会任人摆布,而是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制美国(西方)的诱惑,不会被拖入冷战。首先,中国不想主动发动冷战,也不想陷入冷战陷阱的主观意图是明确坚定的。在领导层面,从早期的“永不称霸”“和平崛起”到后来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标都表明了这种坚定性。

其次,中国也有能力抵制“大国政治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的内在一分子,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开放状态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不可能把中国孤立起来。

再次,正因为开放,西方在中国问题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利益的庞大,美国的“放弃”只是意味着“转让”,即美国把其中国利益转让给其他西方国家。当然,美国“放弃”中国的意图只体现在强硬派身上,因为“放弃”中国只是行政和政治逻辑,而非华尔街的资本逻辑。

因此,郑永年认为,尽管中美关系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两国的“冷战”潜力也浮现上来,但只要中国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来应对之,中美关系并不会如美国的强硬派所愿。

——摘自《镜报》2020年2期



友情链接: 重点学科专题数据库   学科导航数据库   广东省情快讯   《教研信息》网络版   教学案例数据库   文献传递   统计数据库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图书馆

主编:阴江烽    副主编:桂晓玲    校对:李红叶

020-8312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