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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三次“华丽转身”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11期  来源:《镜报》2019年10期   时间:2019/12/25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制西方的发展理论来说明中国道路,而要提出重要的新概念,阐述新思想,创新新理论,运用新方法,不断有新发现。”发表这一观点的,正是国情研究这一当代中国重要新兴学问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和当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发展奇迹”,胡鞍钢在面向公众解读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时斩钉截铁地说。胡鞍钢之所以底气十足,不仅基于他30多年来所作国情研究的理论和数据支撑,也因为现年66岁的他正是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赶上“时代列车”的受益者

1953年4月,胡鞍钢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胡兆森、母亲邓云华都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响应国家号召远赴辽宁鞍山,参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大重点工程之一——鞍山钢铁公司的七号锅炉建设。彼时还是一名技术员的胡兆森为长子取名“鞍钢”,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宏大的国家工程建设。

机械工程系毕业的胡兆森在工程技术攻关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被评为1953年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更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胡兆森曾先后参与多个国家重点钢铁厂的工程项目,并在动力、炼钢、轧钢、焦化、制氧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元老”。胡家深厚的家学,更为以鞍钢、包钢、本钢、红钢命名的胡家四子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日后均成为各有建树的专家学者。

1966年6月,原本等待参加初中统考的胡鞍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洪流中成为了“失学者”。直到1968年,胡鞍钢才得以入读初中,但当时已无正规的课本可用于教学。胡鞍钢的父母想尽办法买来初高中自学教程,帮助他培养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

1969年9月,年仅16岁的胡鞍钢远赴黑龙江北大荒“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7年2个月,胡鞍钢在起早贪黑务农的间隙坚持自学,读起了“自修社会大学”。在那期间,胡鞍钢陆续收到父亲寄来的书籍,坚持学习了马列选集,还反复阅读了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前者使他记住了“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就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后者则成为他了解农村、了解社会、了解中国的生动教材。也正是那段特殊的经历,为胡鞍钢日后数十年深耕中国国情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财富。

1972年,胡鞍钢所在连队的一名排长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被选派上了大学。这件事对胡鞍钢产生了极大震动,他开始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复习初中的数理化知识,同时自学高中课程。“记得我的《自学高中物理》一书书角还被耗子咬了一部份,我很心痛”,胡鞍钢对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但就在他做好一切准备,以为可以圆大学梦的时候,却因为没有进入“群众推荐、领导决定”的选拔名单而一连四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6年10月,胡鞍钢被分配到华北地质勘探公司,从一名“修理地球”的农业工人变成了“勘探地球”的钻探工人。彼时“文革”刚刚结束,胡鞍钢已隐约感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于是继续利用起业余时间,更加发奋苦读。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甫一发布,当时已转任地质勘探队二中队支部副书记的胡鞍钢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勘探队负责人得知后赶紧劝阻,并透露胡鞍钢可能已在“文革”后首批涨工资的对象名单中,没想到胡鞍钢却言简意赅地谢绝了好意,“我可以让给他人,请给我一次考大学的机会吧!”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胡鞍钢最终在恢复高考后的首批570多万考生中脱颖而出,以25岁的“高龄”进入了河北矿冶学院(现华北理工大学)冶金系就读。成功取得工学学士证书后,胡鞍钢又顺利考中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工学研究生,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华丽转身”。

回想起那一段峥嵘岁月,他感慨道:“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受益者,这不仅使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快车,还能够从飞驰的列车车尾走到车头。”

专注“国情研究”的领军者

获得工学硕土学位之后,胡鞍钢被选拔留校任教,但一心向往更高学问的他很快便再次作出了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下决心继续深造的他没有“按部就班”,而是“舍近求远”,由北京钢铁学院转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加入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开启了截然不同的学术生涯。

胡鞍钢的这次“转行”,缘起于三份报告、两篇文章。1983年和1985年,世界银行先后对中国经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考察,并发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两份报告,通过全面的经验信息和分析范例,给出了中国在1981至2000年间GDP增长率在5.4%至6.6%之间的预期结论。虽然实践证明,世界银行的预测远低于实际9.9%的增长率,但其采用的经济学视角和定量方法还是让年轻的胡鞍钢眼前一亮。第三份报告,便是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主编,汇聚了全国180多个单位500多位专家研究成果的重大项目——《2000年的中国》。

1986年8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篇文章对当时的高层和学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种政策研究机构开始兴起,由中科院院士周立三领衔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也应运而生。

国情研究,这一学术新天地激发出了胡鞍钢浓厚的兴趣。读博期间,胡鞍钢有一次去鞍钢首任总经理、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家做客,马老拿出一位在职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给胡鞍钢看。这篇文章题为《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运用经济学和系统论跨学科方法,为该项研究提供了基础性预测,胡鞍钢深受启发,而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日后执掌中国人民银行长达15年之久的周小川。

“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我要为这一人力资本投资作出更大的社会回报和贡献,特别是以国情研究的方式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之中,贡献于改革开放进程。”正是在如此的决心驱使下,胡鞍钢凭藉其1988年的博士论文《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及人口系统控制对策研究》崭露头角。同年底,胡鞍钢参与撰写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一份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发出警世之言,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亦引起广泛关注。

在此后的30年中,胡鞍钢团队的国情研究成果多次送达决策者的案头,胡鞍钢也因这门“独辟蹊径”的学问,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称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思想者像他这样准确预测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他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的经济学家”。

兼顾“育人咨政”的瞭望者

2000年,胡鞍钢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批教授,“教书育人”成为了他的第三次关键选择。在清华大学的十多年间,他一边致力于培养高端优秀人才,一边着手组建国情研究院。时至今日,胡鞍钢已培养出20多名公共管理博士、40名博士后,以及百余名学术硕士、MPA硕士和外国留学生。2016年,由胡鞍钢挂帅的清华国情研究院成为首批25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国情研究,这一“正名”不过30年的学问,如今也俨然成为世界性显学,仅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就收藏有胡鞍钢及团队各类中外文著作达百部。

谈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胡鞍钢感慨道,中国从世界“饥荒之国”成长为第一大农业生产国,从几乎没有工业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从“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发展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过程堪称一部国家发展的“天书”。想要读懂这部“天书”,不仅要长期地、全面地观察中国,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挥自身所学亲身参与到中国的发展实践当中。

胡鞍钢非常重视国情研究的前瞻性,“作为国家的瞭望者,我们就是要做一些中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他说:“中国的高端智库学者,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关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的“2020目标”随即成为胡鞍钢关注的焦点。

1998年至2015年,胡鞍钢及团队先后5次预测和研究“2020中国”这一重要课题。1998年时,他在第15期《国情报告》中展望了2020年中国的三大发展目标: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10名、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胡鞍钢坦言,实践证明,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不仅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外学界乃至中国官方的预期。“2006年,我们预测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2020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能够达到30家到40家,比2005年翻一番。现在已经达到了129家,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包括港澳台地区,而这些企业恰恰又是在中国大陆投资。”

在持续研究“2020中国”的基础上,胡鞍钢团队自2010年起从更加专业化、更加全面的视角,分析走向2030年的中国发展大趋势,并于2011年出版了《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之后又转向研究2050第二个百年目标,并在2017年出版了《2050中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书,首次完成了中国智库对“2050中国”的专题研究。

已过耳顺之年的胡鞍钢如今仍在国情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说,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新的挑战,这都需要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理性分析、提出解决办法,这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日益广阔的学术研究天地,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报效国家的历史机遇。

在胡鞍钢眼中,中国发展之路既是一条不断探索之路、学习之路、创新之路,也是一条没有完结、没有尽头之路。“我不但不会停止国情研究的步伐,而且还会在这个领域不断地创新知识。我会一直把这些对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挑战视为对自己的学术挑战,因为研究这些挑战魅力无穷。”

——摘自《镜报》201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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