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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的矛与盾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11期  来源:《广角镜》2019.10.15   时间:2019/12/25   


 

2014年占中运动过去,曾经参与占中的人群及更年轻的追随者如今卷土重来,由“反修例”引发的游行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诉求。大量的视频可以看出,激进派示威者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欲把香港拖向危险深渊的前场。

曾经文明、安全、清洁的“东方明珠”,如今变成了这样一番模样。即使在没有示威的日子里,也会人心惶惶、心情沮丧,因为不知道暴力示威者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突然出现?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什么时候结束?另外,这次事件不仅造成了香港社会的撕裂,也进一步加剧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矛盾。

态度暧昧为哪般?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有什么样的首富,就注定有什么样的命运。

反逃犯条例风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香港最具财力权势的经济掌控者、香港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香港那几个赫赫有名的家族如置身事外一般,一开始毫无声息。

不论是已经退休的李嘉诚、吴光正(九龙仓),还是仍无退休计划的郑家纯(新世界),都没有像2014年占中时候那样出面表态,和愈演愈烈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们的接班人,包括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吴光正的儿子吴宗权等,都没有对于这场风波表示出鲜明态度,好像这件事与己无关。

说无关道也有关。尖沙咀海港城是内地游客光顾最多的地方之一,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给它的繁荣带来持续的动力。在香港局势最混乱的时候,海港城态度暧昧,暴徒两次把国旗降下、爱国爱港人士又两次将国旗升起,海港城最后的做法是把五个旗杆上的所有旗帜都摘下,把绳子也收走,没有表现出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任何努力,反倒是有严重的向极端示威者磕头的嫌疑。

海港城又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道:“我们尽力确保场内顾客安全,除非有罪案发生,警察请勿进入。如有必要请与我们场内职员联络。”自己没有能力抵制恶势力,却又公开拒绝警察的介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要把海港城变成由暴徒说了算的法外之地吗?

一直关注海港城的北京《环球时报》认为,海港城赚了内地游客大量的钱,它不能一边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一边不履行对这个制度和秩序的基本责任。在香港局势严峻的特殊关头,向挑战这个秩序的暴徒们卑躬屈膝,行讨好之能事,这样的表现令人不齿。

反修例引发的动乱让《环球时报》在香港声名鹊起,该报记者付国豪在机场被黑衣人殴打更成为全球媒体瞩目的事件。

香港“四大家族”实际上并非是只有四大家族,而是指社会金字塔顶端最具财力雄厚的代表。包括和长江实业李嘉诚家族、新鸿基郭氏家族、恒基地产李兆基家族、新世界郑裕彤家族,中电控股嘉道理家族、九龙仓吴光正家族等等。基本在香港每个重要的行业中,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重要的家族把持着行业绝大多数的资产。所以,他们往往是香港人的寒暑表;他们的代表人物说的话比最高权力的特首更举足轻重,只要一开腔,记者都隆而重之,一字不漏地引述,还要放在头条位置。

《亚洲周刊》说,香港的政治结构长期有利于地产商为首的商人集团,通过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以及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政治版块分布,香港的商界几近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影响政策的通过,以至于特首的权力基础来源,最主要成份就是商界,因此天然地倾斜他们。

谁垄断了经济的命脉?

香港街头暴乱根源是政治、经济结构矛盾。每天在街头“让砖头飞”、袭击警员的黑衣人主要是学生和年轻人,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多是“楼奴”,蜗居斗室的蝼蚁,当年轻人发现自己即使奋斗一生,却只能苟且生存,一切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他们胸中只有无奈。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出路的失望,造就了一代的叛逆势力。

民生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香港的房屋问题之难冠绝全球。据统计,香港住宅平均楼价长年位居全球第一,2019年达到九百六十三万港元,但平均单位面积只有五百九十一尺,奇型怪宅式的“棺材房”、“太空舱”也层出不穷,量度贫富悬殊的指标基尼系数,香港在2016年达到零点五三九,已达“动乱边缘”的级别,是亚洲贫富悬殊最剧烈的地区,与之比眉的是非洲中低度发展的国家。

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已成为共识。如果一个社会房价持续高企,尤其会导致青年群体整体对未来失去信心——我奋斗一生也买不起哪怕八十平米的房子,于是不断抱怨,最终沦为废青。

一对住在香港公屋的工薪阶层夫妇,发誓要让子女做人上人,夫妻俩出尽洪荒之力,让一对子女文武双全,一个就读港大数学系,一个赴英留学,钢琴十级,小提琴十级,得偿所愿进入汇丰,算是“求仁得仁”。但没想到最终还是要申请公屋。如果努力没有意义,年轻人的出路又在哪里?

于是乎,政治经济问题症结就在于香港几近疯狂的楼价,牢牢套住了青年人的前途。当他们发觉自己无力改变现实之时,除了抱怨和破坏一切的冲动,难以产生任何正面的内驱力。

香港政府经常以“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作为金科玉律的教条,传统基金会每年都把香港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也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佛利民称赞,视为理想经济的典范。但自由放任主义的滥觞,加上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倾斜,在香港形成了“裙带资本主义”的盛行,不加节制的地产霸权遇上视地税收入为命根的港府如雨得水,构成了隐性腐败,屈指可数的富豪及其裙带集团掌控了香港政治经济命脉。

1997年之前,由于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压制,华商虽然能够挣一些钱,但还谈不上在香港各行各业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从回归到现在,金融地产霸权这股力量借着“港人治港”赢得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二十二年里逐步发展壮大,对香港的政治、经济、舆论及各行业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堪称是香港第一大利益集团。

因此,大地产商、大资本垄断经济的命脉,也因为“超级地租”的关系,阻碍新的科技产业经济发展,使阶级固化,香港不再是冒险家、创业者的乐园。

况且,业主期望物业升值,使自身资产上涨,多数有产者也反对房价下降,看起来是保住了自己的资产,但高房价绑架了香港的经济,让那些地产商们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垄断整个香港的资源,等到他们的孩子读完书,毕了业,却发现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年轻人打拼和发展的空间了。

香港没有地吗?

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曾说过,香港不是没有地,目前香港的空地(包括公园、种地等)占了百分之六十六,用于居住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七左右。

从土地面积来看,香港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未开发土地。但让外界看不懂的是,港人一方面批评港府推地过慢;另一方面,港府的土地开发计划几乎都遭到抗议和反对。可以说,香港的土地短缺是“被创造”出来的“神话”。

在五个水域填海以增加土地的计划被指责不停;在新界东北区建新市镇的计划,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年,尚未动工。不能动工的理由很多,每一条说出来都是冠冕堂皇。

因为保护郊野公园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观,所以郊野公园当然不能动。这时候,环保的声音有多强大,看看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就知道了。这部创造票房纪录的电影,剧本就是按照环保的思路写成的。

明明说缺地,香港的郊野公园面积还不断在扩大,不断把可以随时开发的官地划成郊野公园。2017年林郑月娥上任后搞土地大辩论,众口一词说没有土地,另一方面又把新界北红花岭、大约五百公顷的土地划作郊野公园,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其次是各界专家,他们觉得市区有许多旧楼亟待重建,拆旧建新可以增加不少住宅面积,一举两得。港府舍近求远到郊区搞新城,实在是瞎胡闹。别小看专家,他们多在高校任职,一番话就能让讲桌下洗耳聆听的学生热血澎湃,走上街头。

香港房价高,不只是地少人多,关键是,很多土地囤积在开发商手中。有民间机构调查,香港可开发的住宅用地,超过二十万平方米落入四大地产商的手中,领头的就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李嘉诚旗下没有一个畅销世界的产品,做的都是投机的生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这样讽刺李首富。

大片可持续的土地来源在香港无外乎集中,要么大量开发新界农地和棕地(工业用地),要不就只能填海造地。目前,四大开发商在新界坐拥一点零四五亿平方尺农地(约一千公顷),单是恒基就拥有四四九O万平方尺农地储备。

而且,平日天天抱怨楼价贵,没土地,但每次只要一有新的土地开发计划,城市里冒出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再反对!地产金融霸权现在已经尾大不掉,这样下去香港的辉煌将难以维系,这样的日子也不是港府想看到的。

1997年,首任特首董建华提出发展公屋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八万五计划”,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住房不少于八万五千套,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购住房,实现居者有其屋。这无疑重创了一些人的利益,反对者众。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在东南亚各国蔓延,2000年,董建华发表声明宣布正式放弃“八万五”计划。当时没有多少港人知道董建华的英明与远见,而是乐于看着“八万五”胎死腹中。2005年,董因“脚痛”原因辞职。

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逆转,地产金融成功地扳倒董建华,他们认为有能力影响乃至决定香港政策的走向,保障自己的利益。如果政策偏离预定轨道,他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比如,媒体抹黑、游行示威、甚至是暴力骚乱,就会吓住港府,港府顶不住围攻,早晚会让步,若不相信,董建华就是前例。

2013年,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报告指出,将加大加快资助房屋的供应,从2018年起,五年内至少供应十万套公屋,还出台了宏大的填海计划。

填海对抑制地价房价的作用可谓“釜底抽薪”。填海造地将会大幅缓解香港的土地供求矛盾,地价房价将会断崖式下跌,这显然是一些人不愿意看到的。

2014年,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等三人发起“占中”运动,最终行动演变成暴乱,严重冲击了港府的威信与梁的声望。2016年,梁宣布因家庭原因放弃争取连任。

2018年,接替梁的林郑月娥公布了“明日大屿愿景”计划,希望通过填海建造人工岛屿,来新增土地建设二十六至四十万住宅单位,七成为公营房屋,可供七十至一百一十万人居住,从而缓解高房价和住房紧张问题。该计划原订于2031年完成。

历史是惊人般的相似,进入2019年,反对派蠢蠢欲动,从2月份开始就孕酿相关活动,目的就是逼迫林郑月娥下台。

这次的藉口是“反修例”,这和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成功地简化为“反送中”,从6月份以来,场场示威活动变成了暴乱不止。后来,修例也撤回了,“寿终正寝”,但街头的抗议、暴力仍然此起彼伏,没有停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让林郑月娥下台的绝佳藉口。

值得关注的是,从回归到现在,香港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示威活动,每一次都发生在港府要改革土地政策增加供给之后。唯有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任期内没有发生任何一场示威活动,而曾荫权恰恰因为政商关系、利益输送而成为第一个被判刑的特首。这说明了什么?

在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传统”,只要施加巨大压力,特别是游行示威、媒体围攻,再加上暴力骚乱,就会吓住特区政府,阻绝内地对香港政策的影响力,港府顶不住强大势力集团的围攻,早晚会让步。

港人目标的转移

更令人奇怪的是,从2003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到2014年的占中行动、到2019年的反修例示威游行升级至暴力愈演愈烈,没有任何一次所谓的抗争是针对高房价和低薪资,每一次游行示威抗争的口号都是要求抗拒大陆,维持香港所谓的特殊性;说直白一点就是要“两制”不要“一国”。明面针对特区政府,实则目标是北京。

部分香港激进人士高喊,“我们没有未来?”这难道是因为“自由民主”的消弭吗?当时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就没有民主和自由,又何谈因中国政府让“民主和自由在香港消弭”?

在现场参与暴乱的港独分子赤裸裸地打出了英国国旗、港独分裂组织的旗帜和以“我不是中国人”等为内容的标语,叫嚣要建立所谓“临时政府”以取代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他们反华和不惜分裂中国的政治立场与企图。

地产金融霸权、境外势力、港独议员、乱港分子都知道,只要香港越乱他们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同时,香港乱起来能让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上对中国极限施压更容易,还有海外资本等着香港越乱越好,最好发生流血事件,趁机做空港元和港股。

而且,这种仇恨现在又成功地转移到内地人身上。四十年前,内地贫苦,香港的GDP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香港人赚得盆满钵满,有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如今大陆的飞速发展让香港的停滞显得更加明显,尤其是一河之隔的深圳,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由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拥有华为、腾讯、大疆等诸多高科技领先产业的城市,香港优越感消失殆尽,心理落差很大。

除此之外,大陆富豪在香港买楼接踵而至,也是香港房价居高不下的因素之一,自然又加深了深受房价之困的港青的仇恨。如今,这些锅都甩给了北京。从某种程度上说,从1997年以来,北京就充当了香港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真正制造者与受益者“替罪羊”。但香港深层次的问题不是北京和内地造成的,而是本土既有的利益集团和格局固化造成的,但如今却将矛头指向内地,而真正的“黑衣人”永远都是躲在暗处,一副专注吸金的冷漠面孔。

——摘自《广角镜》201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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