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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力突围经济“熊市”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11期  来源:《镜报》2019年10期   时间:2019/12/25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但大庆之年,中国多项经济指标接连趋冷。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2%,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这一增速不仅低于此前研究机构预期,还低于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低点,并创下近30年以来新低。

乌云压顶经济探底

当前中国经济走冷从风险投资走向上亦可见一斑,研究公司Preqin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风险投资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77%,至94亿美元,交易数量减少一半。

当此经济凛冬,数重风险和挑战浮出水面:

其一:中美博弈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战硝烟笼罩全球。近期,美国多次提高对华关税水平,中国亦将美国诉诸WTO。在此情势下,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一路走跌,双双“破七”。美国亦再度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为25年来首次。

事实上,除了经贸领域外,中美摩擦已经开始向投资摩擦、金融摩擦、技术摩擦、人才摩擦等方面扩展,未来还可能扩展至地缘政治冲突,可谓一场持久战、全面战。

在中美贸易战阴影下,对美贸易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对美进出口同比增速均较前值有所下滑。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1994.03亿美元,自美国进口589.2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8.1%和29.9%;贸易顺差1404.8亿美元。USCensus的美国贸易数据显示,1至5月美国所有加征关税产品的自华进口同比下跌30%,而未被加征关税的产品进口仍同比增长5.9%。

随着“抢出口”效应衰退,加征关税的影响将加码显现,并大概率在下半年持续。

分析普遍认为,中美之间大概率陷入长期竞争。包括资源竞争、制度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和话语权竞争,其冲突性和对抗性恐呈增强态势。

其二:制造业萎缩

8月中国制造业PMI回落至49.5%,连续4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上半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仅为3%,相比去年末大幅下降6.5%。7月PPI下跌0.3%,为2016年8月以来第一次负增长。

制造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亦是吸纳就业和催谷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产业。

但由于中美贸易战阴影,在华不少制造业企业外迁,加之中国人口红利期结束,人力成本不断攀高,环保力度不断强化,中国制造业正面临腹背受敌、内外夹击困境。

展望后势,当前国内需求仍然疲弱,国内终端需求下降,汽车等制造业投资增速甚至出现负增长,企业利润亦处于下行趋势,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尚未明显改善,后续制造业增长可持续性仍然存疑。

其三、物价上涨

中国CPI持续承压:7月CPI同比涨2.8%,涨幅创出年内新高,且涨势未见减缓迹象,市场普遍预期下半年有机会进一步走高,甚至上破3。7月,食品价格大涨9.1%。民众日常生活饮食必备的猪肉与蔬果,价格双双走高。“水果自由”和“猪肉自由”广受热议,特别是猪肉价格一飞冲天。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统计,8月底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猪肉均价高达32.66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飙涨近7成。南宁等地已祭出猪肉限购措施,每人每日限购两斤。

中美贸易战火连绵不歇,人民币持续走贬,对物价走势将带来进一步压力。而百物腾贵,亦将推高企业生产和债务成本,令经济走出低谷更增难度。

其四、金融风险

经济下滑、监管加强、金融去杠杆三重背景下,中国前期累积的金融风险不断爆发,近年来,金融产品、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和大型国企等频繁爆雷。爆雷事件牵涉大量上市公司甚至大型国企,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容小觑。

债务方面,2018年,中国债务总额飙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1%,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一数字为164%。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发售的美元债券达124亿元,几乎是去年同期两倍。

银行方面,以包商银行被央行接管为引线,中国中小商业银行风险浮出水面。中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公布数据显示,6月城商行债券托管量转为净减持2157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金融周期下半场,防化重大金融风险具有特殊意义。而债台高筑和包商银行引起信用连锁收缩效应,亟待高度关注。

其五、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石,尽管中南海一再力谷资金“脱虚向实”,但市场资金对进入实体经济依然保持谨慎。银行业资产结构中,与房地产相关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住房按揭贷款,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贷款、地方政府债券,通过信托、理财、资管等途径流向房地产行业及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在整个银行业资产中占比较高。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3.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累计增加额37%以上,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75万亿元。大量资金依旧由居民住房按揭贷款构成。仅6月份,在新增的1.66万亿元人民币信贷中就有近5000亿元由住房按揭贷款增长提供,约占全部新增信贷30%。与2018年同期对比,2019年上半年企业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合计同比多增1.29万亿元。2019年上半年的企业中长期贷款却不升反降,同比少增2400亿元。

楼市信贷和短期信贷的快速增长与中长期企业贷款增长乏力形成鲜明对比。资金流向昭示楼市信贷占比过多,真正实体产业投资依然不足,金融空转仍难遏制,中国经济“脱虚向实”任务依然艰巨。

“脱实向虚”可谓百害无利,不仅推高全社会杠杆率水平,吹大资产泡沫,还将阻碍新旧动能转换,拖中国跨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六、消费乏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073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比上月回落2.2%。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1%,而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1%,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显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能力正在迅速减弱。

从消费能力来看,2019年初至今,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从消费意愿来看,从2017年开始,大额商品消费意愿比例持续下行,至2019年已触及历史低谷。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住宅、汽车甚至水果的需求正在放缓。尽管线上销售表现较好,但中国消费者购买习惯正趋于谨慎,并转向牛奶等家庭必需品。诸多消费产品价格下滑和进口下降同样表明需求正在降温。

2019年上半年,对经济拉动作用比较大的汽车类消费增速仅为1.2%,销量同比下降12.4%,跌幅为全球其他地区的一倍。统计显示,中国汽车市场连续12个月下跌,积累跌幅达9.6%。

市场分析认为:中国消费增长不及预期,主要是遭遇了结构性的新旧错配。受制于商业模式、物流运输、交易成本、信息匹配等因素,当前的供给结构和方式并未顺利匹配这一结构性变化,导致旧动力过快衰退、新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其七、楼市泡沫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楼市总市值达450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65万元),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房地产总市值之和60万亿美元。尽管中国决策层密集祭出多道楼市调控金牌,但在当前经济形势四面楚歌下,酝酿再度启动楼市发动机仍是不少地方政府重要选项。

从中国大中城市土地成交情况来看,自今年3月份以来,土拍市场明显升温,尤其是杭州、苏州等热城市,不断拍出高价地块。

7月30日,杭州上城区望江单元商住地块以总价97.92亿元获拍,一举超越7月26日云南昆明刚刚产生的总价91.97亿元地块,成为今年全国新“地王”。9月5日,上海亦诞生该市91亿的总价地王。

当前,中国楼市已深度捆绑宏观经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18年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综合财力的35.4%;房地产与金融体系高度交织,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八、外需疲弱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台阶”,外贸放缓是拖累中国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4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4.2%,以美元计,今年6月中国出口同比由正转负,同比下降1.3%,低于5月2.4%;进口则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同比下降7.3%。从外部环境看,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上升,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趋缓,地缘政治不稳定和经济运行风险加大。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欧、日PMI均继续回落,海外经济依然趋弱,抑制整体外需。受此影响,第四季出口压力或会更巨。相关预测已将中国全年进口增速从此前的4%以上下调至1.5%。

其九、就业承压

2019年中国本专科、研究生毕业生总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30万人。过去五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上升,年均增长3.4%,其中占比较高的本科生直接工作比率年均下降1%。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2%。上半年新增就业量较上年同期减少15万。官方PMI五大分项之一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6月续降至46.9,创2009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就业市场恶化,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已处于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低位。当前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企业扩张意愿减弱,对劳动力需求特别是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较为谨慎。

就业承压已引起中南海警惕。今年5月,中国罕见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任组长。这是中南海在处理就业问题上首次将权力从部级转向中央层面,宣示“稳就业”任务艰巨。

托改并重化险为夷

有观点认为,从经济周期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六大周期叠加:世界经济周期见顶回落、金融周期下半场、产能新周期底部、房地产周期调控后期、库存周期从主动去库存到被动去库存的复苏早期、新政治周期。当此“六期叠加”,如何遏抑中国经济连续“下台阶”,惟有托改并重,方能化险为夷。所谓托,应以“大消费”、“新经济”为双主线,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发展模式切换。

在外部风险不可控情况下,倚重内生增长无疑是正途。无论是当前的国内发展瓶颈,抑或国际博弈环境,均表明中国以投资为支柱、以外需为主导的初级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在“减速增质”时代,切换至以消费为支柱、以内需为主导的高级发展模式已是势在必行。

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达4亿人左右,各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消费市场潜力大。至2030年,中国有望跻身全球规模前二的中产消费市场,并随着80后至00后渐次成为社会中坚,消费倾向扩大化、消费需求多元化料将是大势所趋。

“大消费”在巩固中国经济内生增长韧性,启动内生增长动力,促使经济重现新稳态方面,无疑居功至伟。与“大消费”同样可以助推中国经济跨越短期波动的还有“新经济”。近年来,中国新经济快速发展超出外界预期,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带动产业革命与产品创新获世界瞩目。

经济“减速增质”本质是动力源转换,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等行业增加值均大幅好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4.6%和20.1%。

截至2018年,中国新经济“独角兽”企业和创新集群数量,虽然少于美国,但远高于全球其他经济体。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预测,中国PCT专利年度申请总量有望在2019年或2020年超越美国。

除了“大消费”与“新经济”双线托底中国经济之外,避免过多使用刺激措施和非经济手段,突围深水区改革亦是治本之策。

面对经济降速,如“病急乱投医”启动新一轮刺激措施,无疑会让政府债台高筑,并进一步增加银行坏账。与此同时,须特别警惕行政非经济手段的袭扰。

从环保执法的“先停再说”,到去产能、去杠杆的“一关了之”,从扶贫攻坚的“撒胡椒面”,到教改、医改的“削峰填谷”,中国形形色色的行政“一刀切”由来已久、屡禁不绝,成为中国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放眼长远,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未来维持中高速增长难度将逐年加大。如仍纠结于短期经济增速,重新倚重扩张刺激和行政手段,延宕市场制度性、框架性制度改革,将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

事实上,当前经济突围战本质上是改革攻坚战。面对内外压力,中国在完成短期托举的同时,最好的作为是用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进制度革新和对外开放扩容。中国应借中美贸易战这一“危机窗口”,倒逼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倒逼市场化改革深化,打破各项壁垒,形成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格局。

40年前,第一轮改革红利令中国经济低起点起飞,40年后,第二轮改革红利可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发展模式的升级反复运算。对于新版改革,惟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并“不畏浮云遮望眼”,方能不辍于途,最终功成。

——摘自《镜报》201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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