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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示范区对港深合作的前景与法律障碍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10期  来源:《信报》2019. 9. 3   时间:2019/11/15   


 

近日,《支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见》(下称《示范区意见》)的发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零和博弈之说甚嚣尘上。笔者认为,对香港资料产业发展而言,深圳示范区的建立,非但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反而会是一次优势互补的机遇。

如果香港可以在数据流程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很可能对自身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益处。然而,由于香港和深圳两地对于数据相关管理的法律制度不同,在合作中必然存在阻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港府应当考虑与内地建立资料安全方面的协定。

港深是互补而非替代

从《示范区意见》可以看到,建设深圳示范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设立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发展模式,而非单纯的城市功能替代。根据最近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香港和内地在全球创新领域的排名几乎相当,分列全球第13和第14名,但是两者成绩的构成却存在很大差异。

香港创新创业的投入虽然在世界领先(8);但是在科技创新产出方面,位列16名,特别是在高端技术的贸易和生产所占的比重,处于高收入地区组别中的绝对弱势(104名和82);与之对比,内地的创新投入能力虽然仅在世界排名26,但是产出却为世界第5。由此可见,香港和内地之间对于创新产业优劣之势,正好可以互补。

此外,在该报告关于科学技术集群城市排名中,也佐证了一个论断。香港以香港大学为首的科研机构在基础科学的研究,跟深圳以华为为首的中高科技公司对应用科学的研究相结合,令港深这一创新产业的城市群的实力稳居世界第二,远高于各自单独的排名。

也即是说,深圳既不能取代香港顶尖高校林立、科研实力雄厚的地位,香港也很难提供中高端科学技术公司在成长中必然需要的投资回报周期长、广东市场腹地等条件。因此,两地特别是在将要着力发展的创新行业中,投入和产出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互补空间,深圳在科技创新产出方面,一旦获得更多支持,也可能会带动与之紧密合作的香港,令其同样获得更多益处。

港深数据流动或成阻碍

尽管港深两地已经开始建立如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等多个合作项目,在货流、人流,甚至资金流方面都努力促进流动,但在数据流通方面并没有制度上的进展。从《示范区意见》中,我们看到深圳示范区将重点发展人工智慧、网路科技、生命资讯及医药科学,以及资讯中心等领域,这些均是以大数据的汇集发送分析学习为基础的。尽管数据传输在普遍意义上轻而易举,但是两地毕竟属于两个法域,数据“跨境”问题十分复杂。

具体来说,数据跨境牵涉到一个地区多种要素的平衡,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数据跨境的管理思路也十分不同。如果一个地区数据可以在国境内外自由流动,自然有助于该地的数据吐纳和经济发展。不过,如果站在国家层面,过于宽松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会产生国民私隐泄露,甚至是国家地区安全的问题。

特别是美国著名的“棱镜门丑闻”(斯诺登事件)爆发后,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如果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缺乏管治,将会给其他国家造成收集和挖掘本国安全情报的可乘之机;并且由于数据资讯的特性,一旦流出境外,很难追索、被发觉,并且损失后果难以估计,所以很多大国需要在事前做好较为健全的制度。

比如欧盟在美国“棱镜门丑闻”后,立即宣布欧美之前的数据安全港协定无效,并重新制定更为严格明晰的私隐盾协议。之后欧盟出台的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也对数据传输出至欧盟境外有着非常严格和明确的规定。

内地也同样需要考虑数据跨境流动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目前正在拟定《个人资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下称《评估办法》)来管理数据资讯出境流动。从目前该《评估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中看,个人资讯出境要求营运人申报安全评估,不仅须与境外的接受者签订有一定保护资讯安全的合同,还需要申报评估数据出境的安全风险,以及境外接收人保管能力等。

不过,在一直以来以自由港闻名的香港,对于个人私隐的保护目前仅限于《私隐条例》,主要针对的是本地私隐资料收集使用等的规定,处罚的程度非常温和,并且其中对于数据跨境的条款也并没有通过和实施。

同时,对于企业存储的资料的安全管控也只是出台了建议性质的《私隐管理系统最佳形式方式指引》。可以想见,随着合作深入开展,以及内地《评估办法》的正式出台,对于数据跨境保护的“一松一紧”两种制度方向,势必成为两地合作之间的巨大门槛。

港府应考虑数据安全协定

如果需要更加深入的开展合作,两地之间的数据将必然需以某种方式达成一种区域间的协调,便于更好的流动,以及减少流动的成本。毕竟,数据不同于货物,没有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数据一旦可以联网跨境,流向全世界任何角落,在成本上几乎毫无差别。所以港深两地的合作的优势,必然要体现在数据流通方面,比之于其他地区的更为顺畅。

不过,由于香港作为世界自由港的特殊地位,过于严格的数据跨境管制并不现实。如果仅是保留现状,缺少明确的规定,不仅港内企业对于把数据资讯流通到内地,便可能心有顾忌和保留;内地对于将要流入香港的数据,安全评估方面也将面临很大的负担。

因此,相关部门需要有所作为,在香港或者也须同时建立较为严格的数据出境管理制度和数据保护法规,让大湾区不同地区对于数据保护的力度达到一致,或者是先在港深高科技合作的园区,通过协定进行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将把数据流动的安全门槛设立在该特别区域外。

任何合作得以长久和深入,不仅需要互利,还需要互信,而互信的基础,必然是要有双方相衬的制度为保障。因此,香港在面对大湾区,以及深圳建设示范区的际遇下,如果想通过技术科技等方面的合作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那么建立更适当的数据资讯管理制度,保证两地数据资讯跨境的通畅,尤为必要。

——摘自《信报》201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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