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70年兴利除弊中国胜出“经济竞赛”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10期  来源:《镜报》2019年9期   时间:2019/11/1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从7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7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70年,世界经济史上演的“中国时速”引人瞩目。

经济突围一骑绝尘

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GDP仅为679亿元;2018年,GDP突破90万亿元大关,绝对值较1952年增长约1325倍。

尤其是改革开放逾40年来,中国腾飞速度可谓称冠全球。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5美元)的三分之一,40年后,中国GDP年均增长9. 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228元人民币,较1978年实际增长24. 3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人民币,较1978年实际增长19. 2倍。

从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观之,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近16%左右,较1978年调升14个百分点。

GDP总量和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亦趋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中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薄弱。70年来,中国改变了“农老大”一统天下局面,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较1952年上升23. 5%和37. 2%。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6. 2%。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需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亦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利用外资管道单一、规模极小。195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 3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正式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迎来高速发展期。2018年,货物出口总额达到4. 6万亿美元,较1978年增长223倍,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服务进出口总额7919亿美元,较1982年增长168倍,居世界第2位。

利用外资规模亦直线攀升。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1350亿美元,较1983年增长146倍,年均增长15. 3%,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在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贫困人口亦急速缩水。197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7. 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 5%。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 7%。中国脱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

当前,实现经济顺利突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全球经济贡献权重亦在提高。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约30%,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稳定器”。

大国崛起五大密码

事实上,70年来,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及技术创新能力,与他国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甚至尚处于低水平阶段,但中国经济从百废待兴到一骑绝尘,大国崛起实有五个发展大招“助攻”。

其一、地方经济锦标赛

随着中共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尤其是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各级党委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逐渐聚焦于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如GDP增长、财税收入与招商引资规模。干部考核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绩效的倚重直接引发了地方官员围绕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晋升竞争,即基于经济增长的“地方锦标赛”。

为鼓励地方官员大干快上,中央政府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将诸多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此外,中国推行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留存就越多,由于官场“乌纱帽”与经济“成绩单”密切相关,直接撬动地方官员寻求一切可能加大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此种激烈竞争模式有效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速地方GDP增长。地方经济锦标赛的优胜者将直接进入晋升通道。而锦标赛在各级地方政府存在的“放大机制”,亦令各级官员集体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充分调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

其二、制度红利

与国际上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不同,70年来,中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先局部试点后整体推进,以此将试错成本分散化,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风险,避免个别决策的失误演化成系统性、颠覆性的重大错误。

“渐进式改革”,既保证了转型成功,又使得改革所激发出的潜力得以逐步和持续释放。

通过渐进式改革,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体制到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对市场经济作用的定性逐渐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了根本性改变。

打破生产上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份地区、一部份民众先发展、先富裕起来,通过“先发”带“后发”、“先富”带“未富”,不断消除政治和经济中体制机制性约束,提高资本、劳动力在要素配置效率,围绕市场化改革轴心突进,成为中国发展强劲推力。

70年来,中国实行了逐步放开价格、放权让利,吸引外资,开放市场,鼓励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围绕市场化改革做的“系列文章”,促进了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和企业优胜劣汰,成为最大制度红利,释放了中国经济中蕴藏的巨大潜力。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增强。国内商业作为中国开放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已逐步形成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开放竞争的格局,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当前,中国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实现市场调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

其三、民营经济壮大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题词”后,“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民营经济迎来发展黄金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公有制商业“一统天下”局面。

改革开放4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较改革前20年提高了4. 4%,其中民营经济贡献了4. 0%,占压倒性权重。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超过2500万户,对税收贡献超过50%;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民营企业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

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实现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总额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超过90%。而2018年,中国流通领域主要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中限额以上国有企业数量仅占该行业限额以上企业总数1%左右,销售额约为该行业限额以上单位全部销售额的3%;私营企业数量占该行业限额以上企业总数的比重超过60%。

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最大意义,是赋予了民众选择的自由,充分调动了数以亿计民众的积极性,而民营经济的攻城掠地,亦产生了“鲶鱼效应”,给公有制经济带来了变革压力和动力。

其四、人口红利

2018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 95亿人,占世界人口20%、亚洲人口33%,较19495. 4亿增加8. 5亿。

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与中国开启人口机会窗口密切相关。1982年至2009年,中国GDP增长中,劳动投入贡献占比近达20%。

人口红利下,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制造业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可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沿海地区的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工厂,加入到全球化分工的秩序中,并在国际上获得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世界工厂,分享全球化红利。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推动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整体劳动生产率,带动了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上世纪90年代后,以城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机械制造、电子电气产业为核心的行业迅猛发展,使得中国的人口优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发展水平逐渐拉开距离,奠定了中国晋升高收入国家的基础。

其五、开放红利

从闭关锁国到“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70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亦具备全球最大的价值链和部门最齐全的生产体系,是全球第一大国际贸易参与者,已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

在高举的开放大旗下,越来越多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带来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经营理念。中国企业从最初的学习到追赶,再到出海国际市场,所享受的开放红利不言而喻。目前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数量已超过美国企业,达至129家。

除了引进世界先进的理念、技术、发展经验,助力中国抓住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外;开放亦倒逼中国加速改革进程,消除国内市场分割,推动垄断部门对外资开放,按照市场经济标准建立现代制度体系,可谓功莫大焉。

新周期新改革

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中国工业化顶峰已过,人口红利进入消退期,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亦趋于结束,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投入、扩张为主的外延性、粗放型发展方式,随着工业化的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的约束,正变得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过去九年时间里,中国高经济增速已无以为继。按照相关预测,今明两年的增长速度或保持在6%以上,此后将会调整到56%或5%左右的增速。

告别扩张型增长模式,由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已成为发展必然。

在降速发展大环境下,前期高速发展所积累的负面问题正加速浮出水面,包括粗放型增长问题、收入不平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经济利润率和回报率水平降低问题、杠杆率持续上升问题,债务、隐性金融风险、高房价以及投资错配问题,以及市场秩序紊乱与政府职能错位问题,均是中国政经新周期的案头难题。

此外,当前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活力下降,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和对抗越来越激烈,越南、印度等国家亦在瓜分中国制造业低端市场,国内外环境同趋复杂,可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内忧外患交织,使得经济稳增长、防风险难度倍增。

上述问题如处理不当,无疑会牵连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中断发展,触发倒退。

面对这些70年高速发展所累积的“负资产”和当前复杂现实,降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必须转向依靠创新和以提高效益为主的新动能发展阶段,以新动能应对新周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锻造新动能方面,进一步提升经济包容性,促进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均是题中之义。除了用商业模式创新撬动技术创新外,还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推建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事实上,除了培育经济新动能外,推动新改革亦时所必需。中国虽历经40年改革开放,但体制转型仍属于初步和不完善阶段。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远未匹配当前发展需求。

如何提速结构性、体制性和深层次制度性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改进低效率部门,力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降低民营经济进入市场门槛,以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均任重道远。

未来,市场化和法制化应成中国政经新周期改革方向。其中,力挺市场化、力去行政化,是不二法门。将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市场经济,而非通过行政指令简单粗暴“一刀切”,中国改革才不会走回头路。

70年兴利除弊,成功胜出“经济竞赛”,中国顺利跻身世界大国俱乐部。而突围改革“深水区”,是中国由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只有在深层次、全方位、法治化、市场化改革征程上再度“过大关”,中国经济才能有实力、有底气应对国内外复杂挑战,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赢得下一个健康发展的70年。

——摘自《镜报》20199



友情链接: 重点学科专题数据库   学科导航数据库   广东省情快讯   《教研信息》网络版   教学案例数据库   文献传递   统计数据库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图书馆

主编:张丽红    副主编:桂晓玲    校对:孙雯雯

020-8312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