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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治港调整之策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10期  来源:《广角镜》2019. 9. 15   时间:2019/11/15   


 

从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到频繁发生的暴力冲突,从港独冒起到社会运动“遍地开花”,香港显然“病”得不轻。

长期以来,香港都以文明理性的形象示人,完善健全的法治和一流的治安水平,是香港能赢得世界美誉的重要资本之一。可是今年6月以来,反修例运动在港府已经全面让步道歉的情况下不仅没完没了、继续发酵,违法暴力、破坏法治的行为屡屡出现,这不得不让人发出恍如隔世的感叹:这还是香港吗?

香港演变成暴力之都,香港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港府施政陷入困境。此时,人们把目光纷纷投向北京,不少人希望北京能出手平乱,北京目前首要是“稳住局面”,坚守“一国两制”原则,不能操之过急。

动乱内有根源

修改《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冲突是由各种长期积累,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造成,深层内因就是香港的经济民生与既得利益结构困局。数以万计的港青在烈日街头是为了追求他们的“民主”,暴力袭警、冲击立法会、污损北京驻港机构悬挂的国徽……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示威游行走向扩大化和暴力化,整个社会正在形成一股不断升级的“暴力螺旋”。对于某些年轻人来说,游行示威和与警察在街头冲突甚至成为他们一种兴奋所在。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是他们对民主的热情与支持陡然高涨,还是对现状的不满而导致?

北京需要清楚认识的问题包括:今日香港是一个物质丰盛的社会,但回归后,楼价以惊人的速度攀升,不但远远抛离工资的增长,大大削弱社会的流动性,甚至导致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用比纽约、伦敦或旧金山更高的租金,只能租到一半面积的公寓。近五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最低工资为每小时三十八港元。

住房问题是许多烦恼的根源。一栋房子,将穷人与富人、成功者与失败者毫不留情地划分出来。在传媒的炒作下,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己的贫穷和失败。

香港年轻人的悲剧是错过了一个楼价负担得起的年代。太多人因房价过高被挤出住房市场,很少有不与父母或家人同住的年轻人。大学生的挫折感和无力感更大,他们以为大学教育是晋身社会上层与成功阶级的入场券,却发现自己只是公屋轮候名册上的一个申请人。《亚洲周刊》形容这等于是香港的大学生在周末花了一整个下午做头发和穿戴,准备就绪后却得到通知,晚上的舞会已经取消。这班“悉心打扮但无处可去”的年轻人觉得上升无门,于是上街示威。

香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普通阶层或者基层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出人头地的机会。批评人士说,港府偏袒房地产开发商的政策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们认为,港府通过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来赚钱,因此它会调整销售速度,实现收入最大化,并倾向于开发豪华住宅,而不是居屋(经济适用房)

去年,港府官员曾在各方要求之下考虑将一片高尔夫球场改为公屋。这个五十四洞球场内驻有一个二千六百名会员的高尔夫球会,周边就是香港的水泥多米诺骨牌式景观,它可以用来修建可容纳三点七万人的公寓,最终港府选择留出这片土地的不到五分之一。

香港的居屋建设一直没能跟上步伐,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任内还中断过。当前,超过二十五万人在等待获取公共住房。这一数字可能更大,但港府已将收入上限限制在每年一点二万美元以下。

相比政治问题,经济民生无疑是港人的痛点。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位于国际前列,是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在施政报告里面曾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导致港青走上抗争之路的往往是相比之下存在的匮乏。既然心怀怨恨意难平,好不容易等到一个“集体亢奋、一起发泄”的机会,自然“一起向前”。

所以,在这种示威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对自身经济命运深感焦虑的潜流,北京应该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自身的治港策略,将更多管治重心和对应措施放到切中香港城市病征要害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的经济民生问题上去。

颜色革命在香港

香港二十二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偏离过“只有更激进”的轨道。由每年不断的和平示威,进入到每年不停的暴力冲击、甚至武斗,令特区政府陷入束手无策的新困局,却是颜色革命一贯上演的老剧本。

要研判香港的这场洋紫荆革命,首先必须看清源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眼中,香港是他们手里躲不开的“猎物”。他们搞过多场颜色革命,对推动“革命”需要什么内部条件和外来激发有精准的把握。“搞革命”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作指导。CIA和有关机构资助反对派的学者和号召者,对政权不稳定的成因和个案做了大量系统性研究,制定详尽的政权特征分类表,例如根据不同指标制定“国家脆弱指数”,发展了一套预测政治动乱的分析工具。其中一所智库是“政治不稳项目小组”,直接由CIA资助。该小组成员之一贝克教授于2017年辞去工作,他在公开的辞职声明中表示:“全球政治不稳定最大的源头是美国政府。”

西方势力在香港搅局,一切分析和情报尽在掌握之中。综合“国家脆弱指数”所采用的指标来测试香港,几乎所有指标都亮红灯。原来香港十分脆弱,只要把握时机顺水推舟,引发大规模冲突就是香港无法逃避的宿命。

美国当局否认在香港推动“颜色革命”,但香港媒体早在2014年的占领中环和2015年的旺角骚乱时报道,港独领袖被发现与美国领馆人员会面,而被捕港独分子家里也被发现有巨额现款。英文《南华早报》专栏作家卢纲的研究指出,美国国会所资助的民主基金会长期支持香港的反对派阵营都是公开的记录,而媒体大亨、壹传媒老板黎智英也是香港反对势力和激进派的金主早已被揭露,成为不争的事实。

以往香港的政治运动,外国势力多是“犹抱瑟琶半遮脸”,不像这次明目张胆地走到台前,赤裸裸地干预香港事务。美国人赤膊上阵了!美国领事馆呼吁本国国民不要去金钟,等于温馨提示港人去包围立法会;国会众议员佩洛西更罕有地发出声明,警告如果通过修订《逃犯条例》,美国会别无选择地重新审视《香港政策法》,重新考虑香港是否享有高度自治等等。

他们对搞局时如何提供资金、制定策略、发动文宣等行动层面已是经验丰富。在背后设计的香港动乱事件,有分析认为大体会以下几个步骤:

一、初步动乱引起市民恐慌,引起股市动荡。

二、股市动荡后,通过大规模的做空香港股市引起资本外逃,瘫痪香港股市,通过坐空套利,取得先期利润。

三、股市瘫痪后,诱发资本短缺,然后外部在香港投资资本加速逃离,诱发中央政府出面救市,然后在香港展开金融对战。

四、在中央救市加深后,在有关资本带领下,鼓动指挥潜伏在中国的大量资本逃离大陆,诱发人民币大规模的贬值。然后通过加速坐空中国,使中国金融瘫痪,通过金融与资本手段中止中国的转型之路。

五、在中国金融与经济出现问题后,引起整个亚洲的乃至世界的金融经济动荡,西方资本集团进行集中收割,以弥补亏空。

这五步可以说是一环套一环,精心设计。

美国在香港问题所运用的筹码就是威胁取消香港目前的独立关税区地位,让香港的经济利益受损,同时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建立黑名单,对任何违反美国利益的香港人,都可以取消签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与法律权利。华盛顿认为这不仅让香港在外贸上失去优势,对香港精英阶层也形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对北京起了威慑作用,但美国错估了香港的形势,因为华府若启动对香港的经济制裁,反而损害美商在香港的庞大利益。特朗普的香港牌如果玩过头,华尔街也一定强力反弹,等于得罪了共和党金主,这都是华盛顿戒慎恐惧之处,否则弄巧反拙,特朗普连任失败,白宫鹰派香江梦碎。

对于北京治港官员来说,在治港工作中就更是必须如此。香港问题不仅仅是“一国两制”框架下“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港”问题,“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个大政治,甚至是中共现代化执政的关键考验,是解决台湾和国家统一问题的关键手段。因为香港问题的敏感性以及陆港两地关系的历史挑战与复杂性,稍不注意就会让事情的本质被扭曲解读。修改《逃犯条例》引发的种种事端足以证明,一件小事所引发的风波,就足以解构掉北京多年治港工作的努力。

经此一役,已经没理由对香港的内外反华势力坐视不理。这场洋紫荆颜色革命把香港推到十字路口,迫使北京和港人为香港何去何从做出抉择。

香港人一直拥抱西方民主思想,香港一般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国际”等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香港普遍看不起“其他地方”,欠缺在国际局势变化中重新自身定位的能力,唯一依赖的还是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买办”余晖。

北京涉港部门今后应该以在香港的斗争为检验标准:在香港“一国两制”不变、法律框架不变的情况下,驻港机构如何在自己的领土上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推行的颜色革命斗争?统战工作如何与有外国情报机构背景的NGO组织针对性地对抗?宣传工作如何与西方主流媒体争夺舆论?组织工作如何争取群众?教育工作如何与经西方洗脑的教师争夺年轻人?青年工作如何深入人心、重塑中华文化的传承与魅力?

颜色革命进入决战阶段

北京还应该看到的是,回归后香港最大的政策失误,就是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来管理香港。香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是中产阶级。而工商界的资本家归根结底为自己利益的,是忽略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利益是没有国家的,依靠大资产阶级,但他们有没有爱国之心,可以分分钟拿钱走人看出。因此,当主体政策成为依靠大商家们的时候,就忽略了广大香港老百姓的利益。

过去十年,无论是香港民政事务总署,或是驻港机构青年工作皆做了些什么?青年、教育工作不到位显而易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王贵国直指“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太注重保护富人的利益。如果看看人大政协是什么人在做,新进来的年轻人又是什么人,情况就非常清楚”。王希望政策上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更多的倾向基层年轻人。

香港出现的严重乱局与港府的不作为、无作为有着极大的关系。香港政府平常都是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中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好像是在解决民生,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政府如果不能解决社会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香港产业的升级换代问题,不能解决百姓的就业问题,那么香港的民生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目前令人担忧的是,港府个别公务员,包括数百名政务主任和林郑月娥新设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的新聘青年成员,竟然匿名支持反对派的五大诉求,要求政府听从。他们是公务员的骨干和新委任的智囊,竟然可以不知法,公开违法支持对犯罪者特赦,以政治立场来取代法治。

香港时事评论员屈颖妍说:面对持续两个月的黑衣暴动,政府只懂道歉、道歉再道歉,“暴徒”二字不敢宣之于口,“暴动”之定性更无人够胆一锤定音。直至,元朗出现了黑衣人与白衣人的械斗……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立即扑出来严厉谴责白衣人的暴力,又替警队向全港市民道歉,张的发言是前所未有的强硬:“有暴徒肆意袭击手无寸铁的市民,行为令人发指、令人愤慨……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我们不能容许。”每次黑衣暴动,政府都是躲在警队身后一筹莫展,而前线警员不畏生死为你们这些高官挡子弹的时候,张建宗你在哪里?

张建宗最后还呼吁:“明日前往元朗的人士,一定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难道张不知道元朗那是一个没收到不反对通知书的非法集会?竟然不尽力阻止,还叫大家去元朗?

目前还未有高官出来公开支持反对派,假若下一步真的有高官、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一类的出来与特首唱对台,颜色革命便进入决战阶段。

而且,香港建制派的动员能力和对香港的承担,比北京的想像差得太远,这其实也是一个必然。

——摘自《广角镜》2019.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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