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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定位“先行示范区”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10期  来源:《镜报》2019年9期   时间:2019/11/1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再度领受了新的更大的使命。

72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关于改革开放的新表述、新概念。不同于以往的“沿海开放城市”“保税区”“自贸区”等概念。北京学者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深圳始终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及改革动向的焦点城市,而今深圳要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对标的不是具体的经济和贸易制度变革功能,先行示范区可以被视之为“政治特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宏大框架的现代化试验场。

从经济试验区到“中国模式”试验场

这是中共首次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概念。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此次审议通过的《意见》,与习近平重要批示一脉相承,意味着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已成为中央顶层制度设计框架下的具体部署。

经四十年发展,深圳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完成好新的使命,深圳有基础、有条件,也必须有担当、有作为。中共高层赋予这座城市的新定位显示,这个经济特区将同时发展为“中国模式”的试验场。从最初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到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央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嘱托和期待一脉相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圳不仅要先行一步,继续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而且要在先行中当示范;不仅要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彩样本,更要成为城市范例。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认为,把建设深圳经济特区放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创业史中去看,更能看清它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想、设计、推动的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一个典范。

在此次《意见》中,要“牢记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被着重强调。1980年创建深圳特区的战略意图就是“杀出一条血路”,积累改革开放的经验,以点带面,促进全国经济局面的好转。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深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春天的故事”:率先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从发展“三来一补”到率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再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打造了“深圳品质”“深圳标准”……深圳近40年以来发展成绩举世瞩目,表明以特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的战略意图行之有效。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提出,意味着中央对深圳要求更高了,包括目标、定位和责任等,不仅要先行,还要示范。“从2017年以来,深圳大力推动先行区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文件。从‘先行区’到‘先行示范区’,说明深圳这两年来的探索得到了认可,一些好的做法要复制和推广到全国。”谭刚进一步补充。

从科技创新到社会治理、从深化改革到扩大开放、从民主法治到生态建设……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能只当单项冠军,而是要多领域全方位走在前列,不能满足于某一阶段领先,而是要全过程领跑;不能只是“一马当先”,而是要带动“万马奔腾”,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先行示范。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克科表示,深圳最有条件在高品质发展上做出先行示范。深圳要坚持经济特区的初衷,不忘党中央给经济特区的战略任务,在新时代还有更重要的担子,需要进一步开放、创新,进一步形成新的城市典范。这次提出了打造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要求,就是要深圳把过往行之有效的经验进行总结,做到可传播、可复制。

为什么又是深圳先行示范

那么,中央为何“点名”深圳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专家分析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首先,深圳先天具有试验基因,有条件“先行示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指出,实践证明,深圳一直走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列,具有试验基因,有条件更有能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戴焰军认为,从深圳层面看,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一直承担为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使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相对走在全国前列,开展先行示范的条件较为成熟,具备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做出示范的软硬件基础。另一方面,深圳对外交往频繁,地理上毗邻港澳,不仅有利于吸收借鉴更多国内外有益经验,其先行示范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也更大、更广泛。

其次,从全国层面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共也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一步发挥对全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对于探索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重要意义。这种探索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过去传统社会发展的既定模式,将进一步彰显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制度的生命力。

中央深改委会议强调,“要牢记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践行高品质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

从经济到政治的逻辑

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过去四十年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已由最初毗邻香港的一个二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超过二千万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为中国“一线城市”。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已从1979年的197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18242万亿元人民币。

快速的经济发展给深圳带来了雄厚的财力。而经济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政治制度随之的变革。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专家分析,随着深圳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的任务显得越来越迫切,也越来越重要。今天改革中出现的“放权”与“收权”的周期反复,行政体制紊乱造成的政策实施扭曲变形,以及垄断者的垄断和既得利益者的讨价还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履蹒跚,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副产品。

既然当年邓小平搞经济改革首先抓“试点”,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那么有学者认为政治改革也可以从深圳抓“试点”开始,建立“深圳政治特区”。虽然国家没有明确提及政治特区,但是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新概念里,蕴含着政治层面的提高城市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等多篇大文章。从经济特区到政治特区转型,也是中国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

美国多维新闻网发表评论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深圳一向都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改革动向的焦点城市。可以说,深圳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从经济特区到政治特区转型,也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二次改革”(官方说法为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为目标阶段性发展任务的现实需要。

经济特区当年靠“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起家,较好地完成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但今天,绝大部份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已经成为全国各地通行的政策措施;甚至一些不是经济特区的地方,国家赋予了比经济特区更“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例如上海的浦东、西南的重庆、华北的天津等地。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已经没有太多的政策优势,特区还能不能特下去,一段时间以来成为很多人的疑问。

现在答案来了,深圳特区还依然要特下去,只不过这次由经济试验田变成了政治试验场。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转向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开始推进“二次改革”,设定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目标。并且,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进行了“自我革命”式的“党和国家”组织系统重构。但何谓治理体系现代化,何谓治理能力现代化,何谓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个先行先试的样本。深圳,在这个时代,就被赋予了超越经济特区的新的历史使命。

深圳,将由此正式告别“经济特区”时代,进入“政治特区”时代,任务也将由经济上的先行先试,转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一条可供复制的示范之路。如果深圳能够成为中国“第五个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城市样本,无疑对于中共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具有参照意义。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都与深圳等经济特区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具体来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与深圳有着很大的关系;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是在广东提出的,其中也凝聚了深圳的探索和经验;而20034月中旬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期间发表的讲话,是科学发展观最初的思想萌芽。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视察就到了深圳,当时外界就认为,他将像邓小平一样,在改革开放方面大有作为,如今深圳又一次承担起改革开放先行示范的重任,它的成败与否将是对新一代领导人致力于建设的“第五个现代化”的最好的检验。

深圳新定位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此次中共授予深圳市“先行示范区”定位之时,适逢中国面临四个历史关头,一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二是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三是粤港澳大湾区方兴未艾之际,四是香港发生政治混乱之际。专家分析,在这历史关头,中央作出这一决策,象征意义不容忽视。特别是对香港,深圳的新定位,值得特区政府和各界深入研讨这对香港的示范含义,急起直追,否则,不进则退终究会被边缘化。

中央作出上述决策之时,正是香港出现政治混乱之际,从6月开始的多番冲突,香港内部人心惶惶,外界对香港的印象在减分。香港《明报》评论认为,香港今后如何发展,需要特区政府提出振奋人心的利民惠民政策,而深圳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为香港提供一个“大后方”,为工商业市场和人才流动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很多行业和很多市民未必会对这个“大后方”趋之若骛,但深圳以至整个大湾区的有序发展,也可以成为香港的“定心丸”,其象征意义不容小觑。

面对深圳的崛起,香港当下的危机已显而易见。2018年,香港的GDP24001亿人民币,深圳是24222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深圳GDP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一的城市。

专家分析,对于深圳乃至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来说,今次深圳经济规模超越香港,确实具有符号意义,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短短40年时间,深圳从1979GDP不足2亿元人民币的贫困落后小渔村,猛然经济规模位列亚洲第五,增长高达一万多倍,不能不说是奇迹。

相较之下,曾经遥遥领先于深圳乃至整个内地发展水平的香港,却在成为亚洲四小龙之后,面对过度依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地产业的经济结构,缺乏反思和改革,致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现在,以被深圳首度逆袭为契机,港府和精英群体是该反躬自省香港经济何以被超越。

当然,要注意的是,深圳在经济规模上超越香港,绝不是指深圳发展全面超越香港。一方面必须承认的是,深圳目前只是经济规模首度超越香港,而在人均GDP、财富积累和城市发展的成熟度上,依然明显不如香港。更重要的是,香港还有深圳根本难以望其项背的比较完善的法治体系、世界领先的廉洁政府、精细化的城市治理、宽松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闻名全球的大学教育。而深圳在这些方面底子非常薄,城市治理有诸多严重短板,这方面深圳还有大量需要向香港学习之处。

分析人士指,由于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水平上的不小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陆港两地民众心理距离,因而,当中共高层提出旨在融合粤港澳三地的大湾区时,在香港民间其实遭遇不少不解和阻力,许多香港人除了在经济上“被融合”的无力感外,在更为棘手的政治领域,同样没有太强的意愿推进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融合。从近来香港反修例游行来看,原本一个只是涉及到逃犯移交的司法合作条例修订,便在香港引发持续的动荡局面,有分析认为,这归根到底是因为许多香港人内心深处对中国大陆司法体制的不信任感。

因而,专家认为,深圳的新城市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在中共话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一个统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概念。这个定位意味着,这座以独特的经济改革角色为外界所知的城市,将要在中国政治运行的体制机制探索中同样扮演先锋角色。

——摘自《镜报》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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