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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挑战与机遇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9期  来源:《镜报》2019年7期   时间:2019/11/14   


 

去年3月至今,中美贸易摩擦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的螺旋式方式升级。当前正是两国从贸易战走向科技战、金融战、文化战乃至地缘战等全面对峙的临界点。

中美科技“脱钩”冲击深远

总体判断,中美贸易战将呈现“总体战+持久战”的震荡走势,“两极化”概率在短期内较低。更大程度上应当做好防范次级冲突的准备。

“亚冷战”的情况下,中美对峙烈度从轻到重,可以分为“有限战”和“超限战”两种情形。

“有限战”属于局部战,中美冲突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

从美国制裁历史和手段看,其严密复杂的贸易制裁法律体系是主要打击工具。在对中兴和华为的前期制裁中,涉伊朗交易为美方提供了师出有名的借口。

此外,美国当局在一年内还悄然发起了数十起低调的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执法案件。例如,就中国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伊朗的业务,对该公司实施民事处罚等。

今年5月下旬,美国还警告香港政府不要让载有伊朗石油的运油轮Pacific Bravo停泊或提供补给,否则将被视为违反美国制裁规定。

预计在贸易战背景下,美方将更严厉地使用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手段。

“超限战”属于全域战,中美冲突超越传统贸易边界,可能演变为科技战、金融战、文化战乃至地缘政治战的多重组合。

从近期案例看,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遏制策略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在产业选择上,主要针对已具备了一定全球市场竞争能力和规模、对于未来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有重要影响的领域。目前已有“泛化国家安全”和滥用管制措施的趋势。

二是在遏制对象上,主要针对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三是在动用手段上,使用灵活且复杂的组合拳,通过扩大“长臂管辖”让中国公司规避风险难度加大。

其中,以美国“长臂管辖”为基础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将可能成为中国公司下阶段的风险来源。美国司法部日前正式启动“中国行动计划”,明确将对中国公司展开积极调查并提起诉讼。

另一个长期风险点是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进行的压制。例如去年美国当局起诉某中国国有积体电路企业涉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并将该公司列入制裁实体名单。这一连环出击把常见出口管制手段带入知识产权领域。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双方在商品、资金、技术和人员等领域的密切往来,已经形成中美关系的“四大支柱”。近期,这四大支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尤以科技和人员交流领域的“速冻”最为明显。

清华大学兼职研究员、科技创新史学者董洁林认为,中美科技“脱钩”的情况,不是一时风潮,而是一个“大逆转”。相比贸易摩擦,中美科技“脱钩”给中国的冲击将更深远、更严峻,反映出美国知识界乃至民间对中国的善意正在枯竭。

正常的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也有大幅倒退的迹象。6月上旬,中国外交部、文旅部和教育部接连发出赴美安全预警和留学预警,这是近十年来罕有的情况。

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2018年中国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赴美人数占比3. 2%。而今年1至3月,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者中,因签证原因未能成行者占总数的13. 5%。

2018年以来,美以反间谍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签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近期美方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赴美十年签证。

现时,中美贸易战的负面效应并未完全释放,除密切留意外,还须有拆解之道。在全球化格局下,城池靠守是守不住的,要有主动出击的智勇,推动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为自身发展争取宝贵窗口期。

新思维应对大湾区新时代

随着美国对华遏制全面升级,“科技战”已成为当下主战场。近日连续发酵的“华为事件”是突出例证。

同时也应看到,中美矛盾既有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冲突,也有全球科技赛道竞争加剧的综合性原因。这启示中国应当加速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一方面强化市场优势应对贸易战,另一方面提高创新能力应对科技战。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引擎,有潜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领头雁”。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近日发表观点认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全球创新高地十分必要和紧迫。

大湾区涵盖2个特区以及深圳、广州等9个广东省城市,这11个城市截至2017年底的GDP合共超过1. 5万亿美元。

作为兼具“金融—科技—制造”特色的综合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主体高度集聚,科教资源丰富,有170多所高校;制造业体系完备,金融业发达,分布两大证券交易所;国际化程度高,香港发挥着联通国内外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深度参与者”作用。

贸易战背景下,大湾区的角色愈显重要。

去年10月,毕马威、汇丰及香港总商会发布的联合调查显示,大湾区在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速将高于中国其他地区。该项调查共访问了714名内地、香港及澳门的企业高层,77%受访企业高层认为最能受惠的行业依次为创新科技、贸易与物流及金融服务。

创新科技行业的受访者们还认为,人员和资金自由流动是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成功发展的关键,而税务优惠是促进大湾区内人员自由流动的最重要因素。

瑞银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每年将以5%至7%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经济规模有望超越东京、纽约和三藩市等其他世界级湾区,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湾区都市群。其中,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强化。

香港融入大湾区,是国家整体发展策略中的一部分。应当看到,陆港南向融合的趋势难以逆转。珠三角近年转变成有70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及作为中国经济能量最大的地区,其发展必对香港社经带来重大影响。

而香港联手深圳、广州共同打拼,亦是应对危机的切实需要。

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已累及经济预期。内地方面,6月5日公布的5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52. 7,为三个月以来最低。同时,5月制造业信心度降至2012年4月有数据以来的最低点。

香港方面,虽然有关的关税措施并非针对香港出口产品,但随着中美摩擦升温,所涉及的征收关税项目涵盖面扩大,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已造成直接和负面影响。

统计显示,今年本港首季港口货物输送量较上年同期下滑10. 1%,为5910万公吨。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认为,10%的跌幅大于预期,若第二季中美贸易战没有缓和,港口货物输送量料继续下跌。

近日有传阿里巴巴将来港作第二上市,可看出香港对内地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而硬币的另一面,香港在稳住外来投资与外汇储备的地位显著,很难在中美贸易战中被漏算。

早前有“沽空之王”之称的对冲基金掌舵人Kyle Bass(巴斯)高调唱淡港元,一场围绕香港的中美金融前哨战实已打响。

此情形下,无论从策应国家发展大局而言,还是基于积极管控风险的需要,都要有新思维应对大湾区新时代,不止于概念愿景,还要有更多策略及指标,令大湾区建设融合提速。

数字引领“硬联通”和“软对接”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大湾区建设提出了诸多有益建议,包括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决策共商、产业共建、文化共生和机遇共享等,其中一些已被纳入政策文件。

大湾区的下一步建设工作,框架大体明确:一是加快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二是有力有序地推进要素高效流动。三是着力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四是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五是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六是加快推进重大平台建设。

而具体实现路径,有些已经提前构划,有些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其中,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和体制机制的“软对接”是两个重要方向。

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目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既是先决条件,也是有力支撑。当前,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不同、发展程度有异,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硬联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作为“总施工图”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未来大湾区应聚焦于提升交通、能源、信息、水利等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水资源安全保障等。

从目前跨城市的交通网络连接上看,随着去年港珠澳大桥和今年南沙大桥(虎门二桥项目)的通车,以及深中通道(2024年)的即将通车,将平衡粤港澳大湾区的东西发展,促进要素流动。而发展成熟的三藩市湾区迄今共建设了8座桥梁,并有一条连接奥克兰和三藩市的海底轨道交通线。

要在信息时代领跑,除了密集路网,粤港澳大湾区还应以数字技术来引领,打通信息“大动脉”。

在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大活力的今天,湾区的功能实际已经超越地理范畴。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检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不难发现地理湾区开放的格局、包容的城市氛围恰恰是孕育居于数字湾区核心的企业或平台的物理基础。最典型的如电商网络发展下的长三角一体化之现状,以及月活十亿用户的微信生态所产生的数字规模经济效应。

以数字为引领,既是契合全球时代潮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去湾区经济对地理条件的依赖,从而形成可复制的产业形态和更大的经济引领示范效益。

而就大湾区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立意看,也应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协同创新生态体系和共享服务平台。

一方面建立大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网络,支援三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研发机构、共享科研设备,推进成立“名校—名企”联合实验室等。另一方面,加快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构建基础数据和网络办公平台,并鼓励和引导科研机构与社会各界共同探索众包众筹等新方式,促进科研资源和成果的开放共享。

化解“痛点”打造“人和湾区”

而相比“硬联通”,粤港澳大湾区的“软对接”挑战更大,也更考验政策的柔性和创新。

6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就表示,要从五方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首要一点是“以规则相互衔接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将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一是市场经济体系方面的规则衔接,二是各类要素流动的衔接。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如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国际上没有先例。根据各界建议,或可按“一大一小”的方式行动起来。

所谓“一大”,是用大开放带动高效率。

以东京湾区为例,拥有良港若干,不仅在物理上提供了对外交流的门户,更重要的是其开放程度,它决定了港口城市的国际化氛围。东京湾区正是具备了这两方面要素,而跨越战后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变幻走到今天。

长期研究中日大城市群发展的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指出,东京湾区的特色是体量大、多样性强,政商学研等各种功能交织在一起,形成良好的相乘效应,创造了总体的高效率。

与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多样性甚至更为丰富,但缺陷是各城市间的互补互动还不足。未来中国的高端制造业、知识经济和高端服务业,都会进一步集中,而决定这一进程速度的关键因素,将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和包容性的程度。

所谓“一小”,是在“小环境”进行制度创新反复运算。

内地经济学者白明近日接受采访表示,在港澳与内地的对接上,可以先创造一些小环境,比如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作用,把几个片区先对接起来,实现更高级的制度创新。

在加快形成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方面,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符正平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鉴欧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实践等,选择小的切口和具体领域进行突破,如湾区内部机场群、港口群的合作与优化等。

除了软硬件以外,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高品质发展,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人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去年1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大湾区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较低,且国际化程度不足。据统计,受高等教育人才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香港是26. 18%,深圳是25. 19%,而东莞只有15. 74%。此外,虽然区域内有港澳等全球开放区,临近东南亚以及东亚各国,但域内并未形成国际人才的规模进驻。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痛点”,今年全国“两会”多份建议案和提案均有涉及。例如民建中央的提案建议,建立健全海外科技人才进入粤港澳的绿色通道及绿卡制度、技术移民制度,探索设立具有大湾区特色的奖励机制和荣誉制度等。还有企业家代表建议,加快研究出台“大湾区英才计划”,并可考虑推出“湾区居住证”,方便广东、香港和澳门区域内的科技人才流动。

近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特别提到了大湾区的个税税率优惠,可能降到15%。但同时,他也指出,是否在大湾区工作、工作时长等限制,很可能使得该政策的效果打折。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打造“融合湾区”,更要打造“人和湾区”。

——摘自《镜报》201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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