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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词“996”的“中国式加班”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7、8期  来源:《镜报》2019年6期   时间:2019/9/20   


 

“996”指的是每天早上9点到岗,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在这种制度下,每周工作时间最低72小时——这一现象在互联网公司较为常见。为了抗议这种无薪延时工作制度,有程序员依托全球程序员聚集的知名代码托管平台GitHub创建了“996. ICU”项目,意指“工作996,生病ICU”。还有线民发起“996公司黑名单”活动,号召大家提交证据,列出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多家中国巨头科技公司榜上有名。

相比于其他被讨论的议题,“996”显然更能触及几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普通雇员到公司高层,从创业者到守成者;其既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焦虑,也夹杂着每个人对所从事工作的反思;既反映了全球普遍存在的劳资对立关系,也突显了中国高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况。“996”这几个数字看上去只是对一种工作时间安排的代称,但背后则是一整套“中国式加班”的逻辑体系。

“加班文化”的兴起

和全球其他国家一样,“996”在中国获得的广泛讨论也源起于互联网企业。

据内地媒体报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今年4月在内部交流中是这样向员工阐述备受争议的“996”加班文化的——“今天中国BAT(百度、阿里、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另一位知名企业家、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朋友圈发文指出,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真正的兄弟一定是一起拼杀于江湖,一起承担责任和压力,一起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我是要为18万兄弟背后那18万个家庭负责,还是要留下那1%混日子的人,向他们负责?我没有选择余地!”

实际上,“996”并非新生事物,尤其在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竞争激烈、发展迅速,公司员工必须全力拼搏。具体到程序员来说,他们面对的工作需求往往时间紧迫,且时常有突发事件需要马上解决,这种工作性质自然会导致经常加班。但这些出于实际工作需要的加班,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工作至上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进而会衍生出各种不必要的加班。

中国年轻人对加班文化的讨论由来已久。“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中国职场人如此调侃自己。2016年夏天,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表达了广大加班人士敢怒不敢言的心态,此曲获得当年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最佳传播歌曲奖”。

2018年3月,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47. 1%的公司员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内,31. 3%在41至4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占比21. 6%;加班加点足额拿到加班费或倒休的仅占44%;没有享受带薪年假、没有补偿的达35. 1%。这些枯燥的数字就是中国加班文化的生动注释。

如果说以上种种是可量化的“中国式加班”,那么对更多当代上班族来说,网络与通讯软件的飞速普及则是产生越来越多“隐形加班”的“罪魁祸首”。许多员工都有这样的经历:微信群已经成为公司布置工作的官方管道,休假时的一则消息,便可引发占用大量私人时间的隐形加班,工作由此变成了一种全年无休、随时待命的生活方式。

然而,曾几何时,这种加班文化被打上了“个人奋斗”的标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涌现出大量经济机会。一批时代的弄潮儿收获了成功的人生和超高的经济回报,这种示范效应让很多普通人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财富机会遍地都是,个人的努力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社会认可、鼓励奋斗精神,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很多人对加班文化甘之如饴。

反思的到来

如今,“奋斗”精神并非过时,但来自主流社会的反思已经开始。

《人民日报》就于4月14日发表评论指,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更加弹性的工作机制,比强制的“996”更能激发员工自发的工作热情,从而也能让企业更好挖掘人力资源潜能。

《工人日报》更是指出,被个别企业家奉为成功经验的“996”,本身就涉嫌违法——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并强调“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996”工作制意味着每周的工作时间达到了72小时,远超过了劳动法的上限。

为了规避劳动法规的处罚,企业往往利用一些励志“鸡汤”和福利措施,诱导员工自愿加班,或者千方百计变相鼓励加班,形成了不得不加班的公司氛围。甚至,一些雇主利用权势地位使得不愿加班的“异见”员工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被炒鱿鱼。于是,“被加班”成为潜规则,“过劳死”也屡见报端。

更多的工作时长是否意味着工作进度的加快?数据显示,并非如此。

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许多欧洲媒体狠批希腊人“不勤劳”“拖累欧洲”,然而德国劳工局2018年公布的报告显示,欧盟员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6. 4小时,希腊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40. 7小时,成为欧洲“最勤劳的员工”。而一直以“勤劳”著称的德国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仅34. 9小时。

知名媒体人梁文道认为,这能够给人们一个重要的提示:一个地方如果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出现问题,没有办法提供员工足够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机会和时间,以及其他种种必要的生活资料、包括一些强硬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工作者良好的生活及休憩,即使工时再长,员工也不一定能够输出高价值的生产和劳动,反倒工作效率可能非常之低。“工时过长,其实不只对于劳动者有所伤害,资本家也无法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它其实还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伤害。”梁文道说。

日语中有一个词——“会社人间”,意指每一个劳工阶层的人都是“公司人”。日本文化认为,每天在公司加班,工时很长,都是应该的。而且加班不完全是因为工作没完成,即使工作完成了也要继续留在公司,而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老板看、给同事看,为了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公司人”。

正是在曾经如此习惯“加班文化”的日本,近年却不断涌现出反思加班的热门影视作品。日剧《我们无法成为野兽》让“社畜”(指放弃自己的意志,甘愿变成被公司饲养的奴隶)一词广受关注,而当下正在热播的《我,到点下班》更直接将加班现象作为讨论焦点,该剧在内地年轻人中亦引起不小反响。

平衡之路

探索事业与生活平衡之道成为时下内地的热门话题。《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的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的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

但这显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法律的规范下,劳动定额、加班费、救济制度问题以及工时、劳动合同弹性和社会保险的平衡等问题都需要解决。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量岗位消失的同时,每年还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严酷的就业压力可能使“996”的现象愈演愈烈。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动执法与社会保险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分析称,在制度层面,经营所得在劳动者和投资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良性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从互联网发展形势看,行业竞争压力不断增大,企业通过增加工时不增加人的方式减少用工成本,增加竞争力。

更严重的是,在很多公司,“996”并非制度规范,而是已经扎根人心的文化。中国过去40年的爆发式增长,导致类似以竞争优势定义企业、强调竞争导向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于是,在今天,面对“996”质疑的声音,仍不难听到诸如“中国这些年来的成绩就是这样拼出来的”“职场不需要不奋斗的人”的论调。

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姜颖直言,中国当前的企业中,有很多管理者,既无能在8小时内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又怕承担责任,所以只能追求表面功夫,堆砌劳动时间,自我欺骗、自我麻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仲为国尝试从企业和员工两方面提出解决之道。在企业方面,他认为亟需改变追求竞争优势的管理观,充分认识到价值共同体是后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未来,进而实现价值驱动的发展模式。而在员工方面,他强调,依靠“劳动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属于专业主义的知识型员工。员工持续保持核心能力的目标不是为某个企业服务,而是为与知识背后的价值主张得以持续实现而努力,因此员工完全可以离开那些实施“996”却有损其价值主张的企业。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劳动者靠着勤劳的双手,为自己和家庭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也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奇迹。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品质发展阶段,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发展模式,都必须跟随时代的脚步转型升级。企业经营要从过去的靠“汗水”转变为靠技术、战略、价值观等综合因素。观察人士指出,如今环球经济的大背景下,仅靠堆积人力成本已经很难让企业脱颖而出,建立在挤压劳动者时间和精力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只会竭泽而渔。

由此观之,爆发于职场的“996”之争,折射的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转型之路。只有认识到这一现实,平衡高速增长塑造的“奋斗”文化和如今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中国经济才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摘自《镜报》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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