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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汉学家马斯洛夫认为俄官员选拔可借鉴中国科举制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7、8期  来源:《参考资料》2019. 6. 11   时间:2019/9/20   


 

科举制的含义在于:任何人,无论其社会地位和出身如何,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国科举制发挥了社会阶梯的作用。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4月2日发表米哈伊尔·科什金的一篇文章,题为《俄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摘要如下:

1000多年以前,中国开始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员,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高级官职长期把持在门阀士族手中的现象。如今,希望在各部委中担任要职或成为州长的俄罗斯官员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汉学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在接受《观点报》采访时,将中国古代科举制与俄罗斯官员选拔制度进行了类比。

最近几年,俄政府推行提高管理效率的政策,制定评估地方官员绩效的方法。大多数新任州长和代理州长在履新前都要接受专门培训,并在国家高等管理学院等场所通过关于现代管理学实践知识的考试。

除了为官员考核引入关键绩效指标(KPI)外,克里姆林宫还专门开展选拔和建立管理人才储备的工作。3月中旬,本届“俄罗斯领袖”竞赛的总决赛在索契举办,选出了104位优胜者。这一影响力很大的竞赛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社会阶梯,以及国家机构和企业的新人才来源。

甄选“俄罗斯领袖”的预赛项目是远距离考试,半决赛和总决赛项目是完成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指出,在选拔管理职位候选人时进行考试的做法起源于中国古代。当时中国设立了科举制,想做官的人必须通过好几级的考试。跟“俄罗斯领袖”竞赛在当代俄罗斯的地位一样,中国科举制也发挥了社会阶梯的作用。

中国古代公务员考试有多大效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进行了解答。

《观点报》记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国科举制存在了多久?

阿列克谢·马斯洛夫答:中国科举制起始于公元6世纪,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制的含义在于:要想出任公职,就必须通过考试。任何人,无论其社会地位和出身如何,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理论上,每一位农民都可以。科举制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规定。大体上,考试分为几个阶段:第一级别是童子试,然后是乡试、会试,最后是殿试。

通过童子试的人可称为“秀才”,但可能无法获得官职。

问:顺利通过童子试不意味着能当官?

答:是的。“穷秀才”的说法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他为了求学花了很多钱;另一方面,却不能找到工作。通常他要再花几年的时间通过下一级考试。虽然他没有被授官,但他可以通过替村民写信、画扇面和当私塾老师谋生。不过,在他升级为“举人”的那一刻,基本上马上就一辈子不愁吃穿了。

问:第一级考试的难度有多大?会出哪些题目?

答:相当难。不仅要考中国哲学,还要写解决实际问题的策论,例如怎么应对河流决堤或饥荒、如何建造水坝等。很多策论流传至今,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和行政管理非常有趣。

问:科举制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

答:这个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让贵族世袭制不再发挥重要作用。贵族父母试图将其官职传承给子女一事变得很困难。想出任更高的官职仍然要再次通过考试。因此,竞争非常激烈。但所有人都知道,虽然候补的官员储备队伍很庞大,但每个人都有可能随时被征召当官。

问:中国的官僚机构不是特别臃肿,科举制是否对此产生了影响?

答:中国各朝代的官员数量都不多——在总人口的占比从4%至6%不等,真是不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科举制被认为因循守旧,被废除了,但其本质随后又在我们这个时代回归了。

中国如今仍有各级公务员考试。职位的名称和官员的分类已经改变,但应试者的社会来源依然极为广泛——任何人都能参加考试,并在通过考试后获得相应职位。

问:倘若我们将上述方法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能起到多大效用?

答:这种机制适用于绝对没有腐败的任何国家。我指的不只是金钱方面的腐败,还有主观主义和袒护包庇。例如,在中国,通过不正当手段把子女推上公务员岗位是犯罪行为;在中国古代,在考场上帮助考生作弊和纵容考生夹带的情况也有过,但当事者都受到了惩罚。

假如我们也能向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这样风清气正,那就太棒了。首先,高官的子女不能顺理成章地出任要职。也就是说,官员子女也必须像平民一样通过考试。如果能确保这一点,而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将会出现很多向好的变化。别忘了,中国古代曾经也有过腐败横行的时期。

更确切地说,那不是腐败,而是宗族保护主义。但在实施科举制之后,大规模的舞弊现象罕有发生。此外,中国仍然留存了很多科举张榜的古建筑。古代经常有人因为名落孙山,直接在榜下就精神失常,乃至自杀。这反映出科举对考生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考官意见的信任程度。

问:总体上,除了考试之外,中国还有哪些选拔人才经验能帮助俄罗斯保持社会流动性和打通社会阶梯吗?

答:在各级管理机构都有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一旦他们开始只为自己和家人服务,他们经常要么被免职,要么开始接受与腐败相关的调查。大多数中国官员腐败案件的聚焦点不在于受贿,而在于发现了一个不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这种想法广泛被社会大众接受,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风气,在民众心理层面扎了根。

在那里,官员的生活是透明的。如果某位官员有超出其购买力的豪宅豪车,其同事或邻居会自动写检举信。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即使是高级官员也会面临与任何普通农民相同的社会评价标准。贪腐官员冒着失去社会信任和被解职的风险。在中国,被免除官职是一种耻辱;在俄罗斯,这并不是一种耻辱,因为社会风气不同,被撤职的高官可以换个岗位继续当官。

问:您如何评估数年前在俄罗斯开始举办的一些竞赛,例如“俄罗斯领袖”?

答:这些竞赛的构想非常好。赢得比赛和获得相称官职之间的关联性应当更明显才好。在中国,一切都运转良好。官员们确实是在为人民谋福祉,否则他们就会被撤职。就此而言,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官员,职位越高,学识素养就越深厚。过去十年来,我没遇到过愚蠢的中国官员。这是一群富有创造力和才华横溢的人。

问:中国官员与俄罗斯官员有何不同?

答:在俄罗斯,当我们看到个别官员和州长的所作所为时,我们知道他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国家服务。在中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较之普通民众,低级官员对领导层的批评更多,因为任何一位官员都想通过批评,让整个官员体制变得更好。

——摘自《参考资料》2019.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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