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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的崛起蓝图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7、8期  来源:《广角镜》2019. 6. 15   时间:2019/9/19   


 

近现代以来,随着数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总是依靠湾区而发展,例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这些湾区,既是由海湾沿线世界城市群所形成的地理概念,也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和引领技术变革的经济技术现象。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珠三角九市组成,总面积近六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七千万,经济总量约十万亿元。并且,有分析认为该湾区内部的主要城市互补性很强、分工专业化在中国做得最好: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澳门是休闲中心,佛山、东莞是制造中心……因而经济增长潜力可能是中国各城市群中最大的。

被誉为“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的第一人”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前两年曾经宣称,“以深圳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是二十一世纪地球上,整个地球上的经济重镇,这个是大势所趋。”“深圳超越香港是无可避免的事”。近期,他进一步主张,“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究竟将是中国的旧金山湾区,还是未来全球经济的中心?

中国的纽约湾区?

世界上已经成熟的湾区大体是指由一个或若干相连的海湾以及临近岛屿所共同组成的地理区域,在该区域内分布着高度发达的城市圈,该城市圈内部经济互补形成良性循环、并且对周边区域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东西海岸各有一片拥有大量高市值企业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湾区,即东海岸的纽约湾区和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两大湾区各有特色,并且互为补充。

纽约湾区是金融、法律等的集聚地,毫无疑问是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湾区还是美国东部教育重地,并且有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作为传统工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提供支撑。纽约是逾五十五家全球五百强企业、纽交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华尔街的所在地。2016年,纽约湾区的GDP构成结构中,来自金融、保险、地产和租赁产业等的GDP占纽约湾区GDP总量的三成三,高于同年旧金山湾区整体的GDP。

纽约的国际金融地位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因为纽约位于美国东海岸,便于联通欧洲特别是英国。伦敦城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距离伦敦近、飞机航运时间短等,都有利于华尔街与伦敦城结合起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经济整体朝经济金融化、制造业外流和产业空心化等方向发展,纽约湾区曾经的制造业和贸易基础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支撑,加上扎实的基础建设基础、庞大的资金支持和文化底蕴等,纽约湾区以金融业等服务业为首的第三产业崛起。

纽约湾区发展的优势和难点都在于它是一个跨州建设的大都市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司法体制最大的特色就是州政府享有独立的立法权,但美国各州的立法都必须遵照美国宪法来制定。因此,如何区域内涵盖数州的庞大人口进行平衡,如何处理好建设和管辖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纽约大湾区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的重中之重。

其中,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建设规划在纽约湾区的发展历程中体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发展便捷的跨州联通和交通网络是纽约湾区的刚需。以纽约都市圈MPO的纽约大都市交通委员会(NYMTC)为代表的独立的统一规划组织,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跨州跨区域之下的人员职能重叠,行政手续繁杂所带来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无效消耗。这些统一规划组织不仅能够提高规划效率,还能以长远的目光看待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整体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这些统一规划组织还善于利用外部力量、注重公众建议,例如区域规划协会RPA(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是它们所倚重的民间智库的典型代表。该智库的成员包含来自纽约湾区内三个州的各方面专家,有利于代表和掌握各州的具体情况,该智库的研究规划范围横跨土地利用、环境保护、交通建设、经济发展等。

纽约湾区的崛起和发展的背后是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该湾区内坐落了三所常春藤联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州,普林斯顿大学位于新泽西州,耶鲁位于康涅狄格州;此外,还有纽约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等等共计五十八所大学。湾区内高度发达富裕的城市群和丰富的工作机会,为留住这些大学培育出的高端人才提供了良好环境,与此同时,发达的校友网络进一步加强了湾区内企业和大学的联系。

参照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则是以硅谷为中心延展开来的以科技创新闻名的经济中心,同时是美国西海岸的金融中心和教育重镇。湾区包含九个郡,共一百零一个城市,除了高科技产业,湾区内支柱产业功能分区成熟,差异化定位明显。例如旧金山市重在旅游、商业和金融业等;东湾以重工业,金属加工和船运为主;北湾葡萄酒业已经世界闻名;南湾是硅谷的所在地;连接旧金山市和南湾的半岛,则以地产业著称。

早期的旧金山湾区是靠桥梁连接起来的,例如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和金门大桥等。这两座桥无论是技术突破还是经济意义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鼓舞人心的标志性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湾区内船只制造业得到了井喷式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制造需求、劳动力需求和研究需求,不仅使得旧金山湾的船只制造业和港口运输能力迅速壮大,而且使得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等迅速发展。并且,作为美国海军面朝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中心和海军研发基地,旧金山在战时形成了无线电和军事技术研究基础,为硅谷这一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湾区东南方,夹在旧金山和圣何塞两个城市之间这一片长约二十五英里的狭长区域,就成为了硅谷的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学研产高度结合的高校工业区——斯坦福工业园区成立,打造了产业资本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斯坦福园区鼓励风险投资和前景诱人的技术项目,促使当地形成了成熟的创投文化;借此成功的创业科技公司又会反过来回报支持湾区内其他新的科技项目发展;前沿的技术和财力进一步吸引更多研究教育机构和人才来到湾区,将技术发展和创新继续下去——这样的良性循环之下,硅谷最终成为硅谷。

湾区的高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于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的集聚和成长,迄今,湾区内共有公立大学三十四所、私立大学四十九所、五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共同构成了美国的科教创新重地。湾区成年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超过四成,不仅远高于美国不及三成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纽约湾区和波士顿等。

各项政策和雄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配套发达的风险投资等,与人才和科研基础之间形成积极互动,使得科技创新的鼓励和支持机制非常成熟,例如加州政府为州内的企业在金融方面提供了包括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企业产生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抵免部分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和融资渠道等。湾区内风险投资的总额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十亿美金发展到2015年的二百八十亿美金,每年投资项目超过一千个,在硅谷的沙丘路上聚集着全球最大最多的风险投资公司。从上可知,科技、金融、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统筹性规划与机构……共同构成了大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粤港澳大湾区有香港这一重要的金融中心,有以科技创新见长的深圳,并且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独特之处,例如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等,从基本要素来看具备了建设中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的条件。明显的短板则在于区域内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和高教科研文化等的支撑力度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不仅仅依赖大湾区本身,更重要的是有赖于中国复兴的整体进程。而这一进程的实现结果,必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级大湾区,乃至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

全球经济的中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断加速融入席卷这一世界体系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尽管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和传统西方跨国资本力量基于华盛顿共识而共同开启的,但是,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经济金融化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贫富悬殊过大、中产阶级萎缩、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老化等各种问题,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正在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那么,中国的崛起在新兴国家群体和亚太地区都是最突出的,而粤港澳大湾区集中了世界性的优质资源和中国生产力与创造力最活跃的因素,当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

回顾历史,东京湾区曾经在消费电子时代引领全球科技,旧金山湾区曾经在计算机互联网时代引领全球科技,后者孕育出惠普、苹果、思科、英特尔在内的数十家电子硬件巨头。诚然,在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世界五百强公司数量等指标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跟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但是,需要意识到,四十多年的飞速发展,粤港澳地区已经形成了很好的产业、科技与服务业等的积淀。号称“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已经通过数十年的传统制造业的积累,诞生出了一大批知名企业,例如格力、美的、TCL、Vivo、Oppo等。即使是苹果的全世界生产链条,珠三角地区的相关工厂也越来越多的成为该链条的核心部分,包括苹果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在珠三角也有很多工厂。关键在于类似格力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不仅以它的技术和质量、品质来征服全球市场,而且已经正在向智能制造业进军,例如使用工业机器人等。

在近年来开启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企业其实正在赶超全世界,例如华为、腾讯、中兴、格力、顺丰、大疆等等一大批领军企业,具有极强的世界竞争力。按照马化腾的解读,未来的产业必须是软件、硬件、服务三位一体。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软件开发,一定是整合在智能设备里面,软硬结合,同时又连到云端,与后端的云服务进行整合。这一趋势恰恰是粤港澳湾区的优势,包括香港、深圳、广东很多珠三角企业,刚好具有这三者优势。例如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九成的大疆,将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研发项目落地到深圳,创造性地将航模和照相机进行跨界整合,开拓了跨界的“Flying Camera”市场,这就是典型的产学研结合的范例,也体现出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基础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有鼓励创新的氛围,需要培养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无论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还是东京湾区,一大批知名大学培养人才、知名企业留住人才是关键。香港有一批知名大学,但是理工科的学生很难留在粤港澳湾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但是大学发展相对滞后,远远落后于北京和江浙沪地区。

如何“搬大树,引凤凰”,吸引更多的科企与高校进行合作,让人才有用武之地,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与科技腾飞必须突破的瓶颈。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成为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窗口,而且也要也成为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作为“引进来”的重要桥梁。这一过程中,人才是基础、也是关键。

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之后,整个湾区的氛围更加形成起来。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人工岛的旅检大楼,是目前内地唯一的三地互通边检口岸。这里有序运行着简称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型边检查验模式,有效解决了三地法律法规差异、技术标准衔接、建设程序规范、思维模式碰撞。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

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也能够更好发挥港澳所长,有利于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和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整合现有的资源优势,把香港的金融、商务和科研资源,澳门的娱乐和会展等资源,广州和深圳的科研产业孵化能力,东莞、佛山、珠海、惠州等地的制造与应用转化基础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整合协同,就能够形成新的全球竞争力。为了实现这种协同,就需要建立类似纽约湾区的常态的协调机制或机构,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地方政府和特区政府应当从竞争心态转变成合作的心态,重要的不是如何在中国内部争夺老大地位,而是大家协同发展夺取世界领先地位,进而向全球争取人才和拓展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更加平衡,例如从G7到G20的转变等,实现了世界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巨大扩张。但是,这种扩张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历程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充满了矛盾甚至反复,例如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崛起的阻碍乃至扼杀等,各种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等就是例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减少外部干扰,而是如何强化内部协作与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创新创造能力,才能将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建设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引擎,而且可称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中心。

——摘自《广角镜》2019.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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