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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开启2. 0时代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7、8期  来源:《镜报》2019年6期   时间:2019/9/19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后,将“高品质”作为下一阶段的核心主线,既是准确对接国际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将呼应国内深化改革目标。

高品质成为新核心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在第一阶段“一带一路”主要聚焦于顶层设计和政策机制的构建。随着相关工作的基本完成,第二阶段则是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围绕项目抓落实。

随着“一带一路”2. 0时代开启,“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原则基础得以继续保留。与此同时,“高品质发展”作为新的核心要义被列入其中,为“一带一路”今后发展方向定下新的主基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彼时外界对于所谓“工笔画”的普遍解读即为以高标准和高品质紧抓具体项目落实情况。

习近平在此次北京峰会开幕式演讲中再提“工笔画”,并明确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沿着高品质发展方向,再次为“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路径定调。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筹委会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多次表示,本届论坛要在“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三高”理念,即高品质、高标准和高水平。

在分析人士看来,“一带一路”转向以高品质为核心,是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双重影响叠加的结果。在国际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高品质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以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为重点,打造互联互通新格局。另一方面,国内面临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必然趋势,也必将经历从高速发展迈进高品质发展阶段。

新举措回应质疑与关切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即面临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的不断质疑,从债务陷阱到地缘政治利益,从掠夺式贸易到转移落后产能,各种似是而非的标签不断被贴在其中。当共建“一带一路”进入2. 0时期,中国以及丝路沿线国家开始在高品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用新举措和理念直面种种质疑与关切。

其一:以可持续回应“债务陷阱”

一直以来,“债务陷阱”是外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最大质疑,认为“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手段,通过高额贷款控制沿线国家进而谋求政治利益。2017年,斯里兰卡政府因无力向中国偿还贷款,将南部汉班托塔港口控制权交给中国公司,此举让“债务陷阱”论调在国际社会上更是一时甚嚣尘上。

针对这一质疑,习近平在本次高峰论坛上明确指出新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可持续的目标,“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逐渐发现所谓“债务陷阱”根本是缺乏根据的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截止2017年底,约17个非洲低收入国家已陷入或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但其中多数债务的持有人是非中国借贷方。在《201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研究》报告中,波土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总结称,来自中国的资助对借款人的驱动作用似乎并未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可持续性门槛。

具体到斯里兰卡汉班托塔的贷款问题上,《纽约时报》曾报道此贷款仅占斯里兰卡债务总额很小部份2016年谈判出售该港口时,斯里兰卡的外债为465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欠中国的部份只占10%。多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也在西方媒体上指出,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并不是中国制造。

另外,针对外界对“一带一路”建设或将加重沿线国家债务负担的担忧,中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鼓励中方金融机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国际机构自愿使用这一工具,提高投融资决策科学性和债务管理水平。

该框架通过明确债务范围、预测宏观经济走势、开展压力测试等评估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评估结果将作为贷款决策的重要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国家长期发展和繁荣。

其二:以高标准回应“过剩产能转移”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东非地区首条现代化电气铁路正式商业运营,将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至吉布地两地之间的陆路交通时间从原来的一周缩短至一天以内;蒙内铁路已经通车一年多;中老铁路、匈塞铁路正在扎实推进;吉布地新港已成为东非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港口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一条19公里长的隧道中,火车穿越隧道仅需900秒。

然而,在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互联互通成就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却遭到“转移过剩产能”的指责。

由于存在自然资源、发展程度、相对优势等诸多因素差异,产能转移与合作本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份。所谓“转移过剩产能”实则是批评在产能合作中导致对接方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在于中方与丝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对于高标准并未严格执行,在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对接时,也未能及时解决绿色环保问题。

“一带一路”2. 0阶段,“绿色”将作为三大新理念之一,“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中方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中除了自身更加注重环保节能之外,还通过投资新能源等环保产业带动沿线生态修复,对外输出先进生态治理技术。同时,中方也作出明确承诺,将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

以中日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为例,当东南亚市场合作上,此前由于中日双方标准不同,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给外界造成所谓“多带多路”的担心。在新阶段中,中日双方均采取由东盟统一制定的“东盟标准”,既避免因发展程度不同盲目追求高标准导致“空中楼阁”,又杜绝由于低标准造成共建国家利益受损进而影响长期合作。

其三:以透明度回应“小圈子”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出“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在“一带一路”2. 0时代开启之际提出增强透明度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切实回应外界长期以来对于“一带一路”可能造成封闭和腐败问题的担忧。

目前,已有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在两年前,所有和中国签署协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和只有39个。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伙伴飞速增长,如何保持“质”与“量”并行发展,在合作中坚持公开透明成为关键一环。

中国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倡议国际反腐合作打造“全覆盖、零漏洞”司法执法合作网,旨在进一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开放透明。由于共建“一带一路”中涉及众多资金量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举有望与上述所宣导的公开招投标理念有机结合,坚决制止在互联互通建设中形成“小圈子”和“灰色地带”。

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表示,“一带一路”是廉洁之路,也是法治之路。联合国副秘书长苏亚雷斯也指出,《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彰显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的关于“加强追赃和被盗资产返还力度”“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等目标,联合国对此表示支持。

“一带一路”步入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也将不断出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关各方均需要在新的维度思考解决方式。

如何激发民营企业参与活力

“一带一路”在新一阶段将继续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其中基建项目具有投资回报周期长、成本高的特点,因此参与其中的企业往往以实力雄厚的国企和央企为主。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底,在已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企承担的项目数占比达50%左右,承担了“一带一路”共建3116个项目,合同额占比超过70%。

然而,“一带一路”作为经济牵头的重大互联互通项目,如果市场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和资本缺位,无疑将对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院、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周晓晶曾撰文称,民间资本能否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关乎到“一带一路”的成败。

除了基建项目的特殊性影响民营经济参与外,部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也在影响投资者的参与。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洪灏指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低风险国家仅4个,占6. 4%;中等风险国家有43个,占68. 2%;高风险国家有16个,占25. 4%。

面对基建项目必然存在的长周期特性和共建国家内部复杂投资环境,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参与将成为“一带一路”2. 0时期所需解决的新挑战之一。目前,较为成功的解决方式是建设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构建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以“筑巢引凤”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同时形成规模效应后可以相对有效避免单打独斗、分散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截至2019年4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在24个共建国家建设了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上缴东道国税收超过2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通过商务部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有20家,其中4家是中央企业和国企,其余16家均为民营企业。

另外,中国政府部门还需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定期发布具有参考价值的风险识别产品,例如商务部每年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等等,帮助民营经济在投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前准确识别所面临的风险,作出合理资源配置决策。

融资模式如何多元化

多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存在着潜力巨大的市场需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估算,2016年至2030年期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交通基建融资需求将达到2. 9万亿美元。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估算,到2030年亚洲地区每年大概需要基础设施投资1. 7万亿美元。

但如今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于,“一带一路”建设融资过程中模式和管道的单一将成为影响其高品质发展的桎梏。目前,“一带一路”建设融资仍以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主,多为贷款方式进行间接融资,债券和股权等直接融资手段缺乏。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很少有金融机构能独立承担,因此私人资金参与度不高。亚洲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公共部门提供了超过90%的资金。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开行或进出口银行在单个项目的支持力度往往超过80%。

融资管道和手段的单一也进一步导致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承担着主要风险,在面对投资环境不稳定的局面时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并直接影响长期发展的效率。“一带一路”作为开放型框架提议,成果并非由某一个国家独自享有,也不应该由某一个国际独自承担风险,因此,合理引入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将成为今后“一带一路”发展的必经之路。

——摘自《镜报》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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