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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兰:让更多青年投身“一带一路”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6期  来源:《镜报》2019年5期   时间:2019/7/10   


 

“记得刚上小学时,父亲给我准备的文具上印有特别的图案。他告诉我这是万里长城、天安门、天坛、仙桃……是父亲的家乡——中国。”在位于印尼雅加达北区Pluit的学校本部,印尼著名华文学校——智民学院院长陈玉兰自豪地向记者介绍着她的“华教”路。

陈玉兰的父亲来自中国,母亲则是在印多代华裔。从小,父亲给她介绍中国现状,母亲则给她讲一个又一个中国神话故事。

小小的文具图案和神话故事,成为陈玉兰构筑中国面貌的材料。她说,那时起,自己就对中国充满向往,向往着可以在天安门和天坛吃到仙桃,万里长城的尽头也许可以看到嫦娥、七仙女或是牛郎织女。

那时父亲常对她说,等她长大后,也许就可以带她去中国看老家的石埕祖厝,去读书,看亲戚……

彼时,印尼正处在苏哈托“排华”政治统治下,中印尼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陈玉兰说,童年的自己根本不明白大人们的困惑所在。长大后才明白这个困惑给当时的华人带来多大影响。父亲殷切地盼望中印尼两国邦交正常,可以和福建晋江老家的亲兄弟见面,但直到父亲病逝都没能如愿。

父母亲离世后,因为不能学习中文,陈玉兰称,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也随着岁月慢慢流失。直到有一天,大嫂好不容易请来一位中文老师,每周偷偷到家里上两小时中文课,才让她慢慢拾回中国记忆。

陈玉兰说:“那时,在印尼,中文刊物被列为禁品。只能将残篇断简的中文教材,老师记忆中的唐诗宋词,《尺牌》、《通书》里的增广贤文及每天刊登在《印尼日报》的武侠小说,作为养育我们这代人中华气质之精神食粮。”

几年后,老师因年迈回乡安度晚年,陈玉兰的中文学习就画上了句号。

1995年,兄长偶然在《印尼日报》看到一则组织印尼学生到新加坡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广告,便让陈玉兰报名,以便检测中文水平。那次考试,印尼全国获得高级HSK证书的只有2个人,陈玉兰是其中之一。正是这一考,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

彼时,中印尼两国已恢复外交关系,一些学校也恢复了中文课程。印尼国立大学中文系、达尔玛波沙达大学中文系便请她去给学生上课。因为当时自己的中文水平不高,陈玉兰说在教学过程中,总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

因怕误人子弟,1996年,陈玉兰到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

“第一次到中国感到非常兴奋!历经了多少岁月总算能完成父亲的遗愿。”陈玉兰说,大哥和大嫂都特意到北京来陪伴她。

当时,在华印尼的留学生屈指可数,因此得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的关注,时常派车接她到大使馆吃印尼饭,聊聊在北京的学习经历。

1997年,兄长和堂兄成立家族基金,修建位于福建晋江的百年祖厝——石埕祖厝。兄长带着全家到福建晋江参加祖厝入主仪式时,特地带她参观了总部位于泉州的华侨大学。在华大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她顺利地来到该校接受本科教育,毕业后又攻读硕土。那一年,在等待秋季开学的时候,她还到北京大学进修。“很幸运,在北京见证和感受了举国欢腾的香港回归时刻。”

2004年硕士毕业后,陈玉兰又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到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土并于2007年顺利毕业,成为印尼第一位获得中国博士学位的女博士,也是印尼第一位到中国留学并获学位的语言学博士。

尴尬“被拒绝”的考察促成中印尼教育合作

谈及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时,陈玉兰自豪地说,就是促成中印尼两国教育部门签署合作协定,开启了两国教育领域的合作。而这一成就,起缘于一次“被拒绝”的考察。

陈玉兰介绍说,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快结束时,老师建议她先别回国,参加一个国际班培训,到河北省承德市进行文化考察。

“课堂教学结束后,我背上行囊,与其他国家的中文老师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开往承德的旅游车。当老师点名的时候,考察人员名单中没有我,带队老师认真核查询问后通知我下车,因为当时印尼和中国没有建立教育合作关系,自然没有我的考察经费,我只好尴尬地黯然下车。”

陈玉兰说,她当时就萌生了促成中印尼两国开展教育合作的念头。因为同为地区大国,两国的教育交流势必越来越频繁,印尼不应该输给别的国家。

她马上向中国国家汉办咨询如何开展两国教育领域合作,接着又到印尼驻中国大使馆向时任大使昆达拉介绍了自己的“尴尬”经历。昆达拉大使让她立即回国与印尼国家教育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探讨该项目合作的可能性,表示印尼驻中国使馆将“开绿灯全力支持”。

多方努力下,印尼教育部终于特别设立了华文教育统筹协调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5月13日,中印尼两国教育部签订了合作协定。在这个框架下,印尼华文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学校可以实施中文教学,民间也可以开办华文教学机构,印尼华文教育顿时呈现了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景象。

桃李满印尼共建“一带一路”

在促成中印尼两国教育部门签订合作协定的过程中,陈玉兰自己也步履坚定地走上了华文教育的道路。

2000年,她创办了法人单位——智民学院,该校2001年获印尼教育部正式批准。如今的智民学院是一所从幼稚园到硕士学位中文教学全覆盖的印尼知名华文学校,已培养了300多名专科、本科、硕士毕业生,并成功派送约500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该校毕业的印尼青年学生,正活跃在印尼经济、文化、教育、旅游、金融、互联网等各领域,成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得益于“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的一群人。这其中,有华裔学生,也有非华裔。

陈玉兰说,招收第一个学生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孩子当时才4岁,整天拉着我的裤腿问‘老师,什么时候上课’。他一直在智民学院学习中文,后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就学,本科毕业后在Google北京公司工作了两年,再回到印尼的跨国集团工作。现在是老板的得力助手,经常陪同老板出差中国。成为印尼与中国经贸合作的直接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文名叫晓迪的女孩,是非华裔学生中的佼佼者。她在智民学院完成中文学习后,被送到北京华文学院学习语言,凭着对中文的兴趣和热爱,靠勤工俭学在北京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专攻华文教育方向,如今成为印尼伊斯兰大学的一名中文教师。

对于印尼青年学生学习、掌握中文的“好处”,陈玉兰说,好找工作、薪资高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显性”好处,还有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更美好前景等或许一时还看不出来的“隐性”的好处。

近几年,随着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对中印尼双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人才市场上能用中文和印尼语熟悉交流的人才缺口非常大。

陈玉兰介绍说,只掌握印尼语,英语,包括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目前在印尼就业市场上的月平均工资只有600至700万印尼盾(约3000元人民币),而掌握中印尼双语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月薪不少于900万印尼盾(约4500元人民币),很多毕业生都拿到8000元人民币以上。

有一些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学生到智民学院要求学习中文。对于这样的学生,陈玉兰会对他们进行强化培训后,建议他们到中国进行中文学习的同时,选择学习与“一带一路”建设契合的专业。

如今,从智民学院走出去的学生,有不少在印尼的石油输送、电讯工程、信息技术、跨境电商、金融科技、物联网、智能科技、大数据等领域施展才华,追求人生的美好前景。

对于学习中文所带来的商机,陈玉兰举的一个例子让人感触良多。华裔学生阿中的爸爸在雅加达做批发生意,货源来自中国。阿中在智民学院学习,初步掌握简单的中文后就去帮衬爸爸的生意。对于陈玉兰给阿中“到中国继续学习深造”的建议,阿中爸爸认为中文能应付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到中国学习。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巴淡岛有一个非华裔印尼女客户,长期向阿中爸爸拿货。为了生意方便,该客户也把小孩送到智足学院学习中文,成为阿中的同学。但他妈妈颇具眼光,让他到广州的华文学校继续深造。仅仅几年时间,这名印尼学生不仅熟练掌握了中文,还在中国找到了货源,帮助妈妈直接从中国进货,成为阿中爸爸生意的竞争对手。

“如今在印尼,学习中文和中文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华人的专利了。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印尼人正在努力学习中文,以求改变自己甚至家族的命运。”陈玉兰介绍说,目前在中国留学的1.5万名印尼学生中,有很大一部份是非华裔学生。

陈玉兰说,共建“一带一路”,为印尼年轻一代提供了很好契机和极大发展空间,自己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更多印尼青年学好中文、掌握技能,既能为共建“一带一路”作贡献,又能共享“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和成果。

为此,她多次前往中国,谈教育合作项目。自己也年年“充电”,了解中国最新发展状况、新技术、新趋势,了解“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的要求,然后推荐学生到中国接受对口的教育。让学生做到“有目标”的学习,学业完成后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摘自《镜报》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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