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大湾区与“一国两制”新思路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6期  来源:《镜报》2019年4期   时间:2019/7/10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出台意义重大,专家指它是大陆对港布下的一盘政经大“棋局”,它不仅将打造成中国现代化和新时代改革的样本区,也将是习时代践行“一国两制”的新思路、新范式、新实践的“模版”,大湾区是香港的宿命和未来,是“五十年”之后的恰当归属,它的成败对台湾也将产生带动和示范效应。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之发展规划纲要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都作了全面规划。

粤港湾大湾区目标为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相比东京湾、纽约湾、三藩市湾,粤港澳有港澳特区的“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三个司法管辖区、三套法律制度、三个关税区等特点。专家建议,大湾区可对标欧盟,打造成“中国内部的欧盟”,如此可以破解诸多障碍,有望打造成中国现代化湾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下一个样本区。

概而言之,北京力推大湾区的“重大意义”在于四大方面:将港澳发展同大陆更密切连接起来,丰富“一国两制”实际内涵,促进港澳与大陆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大陆经济结构性改革;建立大陆开放性经济体制;助推“一带一路”。

这四大意图,既有政治方面,亦有经济方面,既有中国经济区域整合的考量,更有制度规则建设的探索。其中,大湾区建设也蕴含着习近平对“一国两制”的创新性实践,专家指,这份规划纲要进一步回应和回答了邓小平所谓香港“五十年之后不用变”的具体路径和框架问题,也使得“一国两制”向何处去的解答方向更为明确。

大湾区“升华”而非“矮化”香港

尽管大湾区“红利”显而易见,但部份港人对此仍持怀疑态度,认为大湾区将香港与内地城市“走得太近”,从而破坏“一国两制”及导致香港地位由“特别行政区”下降至“内地城市”,甚至最终会沦为内地的二、三线城市。

对此,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中央一直留意香港可在大湾区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能在国际化中作出引领及示范作用,相信有助香港地位提高。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指,香港比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优势正是“一国两制”,若把香港变为内地一个普通城市,变相令香港难以发挥自身优势,对国家及大湾区发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这其实说明大湾区非但不会有损香港的“两制”特色,反而是扩大和发挥香港的“两制”优势。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郭振华说,“过去数十年,香港与珠三角地区透过‘前店后厂’的合作形式,成绩有目共睹。近年,粤港两地努力发展科研创新、高端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充足的驱动力。现在获得国家的战略支持,香港工业定能攀上新台阶,推动香港实现第三次经济转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以“一地两检”为先导,以“一带一路”为宏观框架,“大湾区”规划及香港的参与角色正在被国家塑造。

对于香港舆论认为大湾区规划“矮化”了香港,田飞龙指出,“矮化说”显然不只是在城市行政级别上“抠字眼”,而是饱含着一种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度忧虑,甚至隐含着对“香港大陆化”这样的“一制化”前景的心理抵制。这种论点来源于香港历史优越感与现实发展趋势之间日益强烈的反差。但这种理解方式,不仅是对“一国两制”全面内涵的误解,也是对香港自身发展机遇的耽搁。

“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是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恰当理解,也是“一国两制”不变的国家理性,而“香港所长”即为“香港所利”。大湾区意味着香港可以再一次的“见利”而“思义”,做到“一国两制”下的义利结合,促成自身的二次腾飞与奇迹再造。这样的前景与角色,绝对不是什么“矮化”,而是升华。

事关香港“二次回归”成败

过去20余年时间里,香港政制发展迟缓、楼价不断攀升、贫富矛盾日剧、政治撕裂、陆港矛盾加深和深层次经济矛盾日趋恶化,贫富分化不断创下新高,经济发展陷入瓶颈,昔日的东方之珠光环渐渐退色,开始被内地城市超越。越来越多的人厌倦折腾,希望有所改变,回归经济民生。

然而,香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政治矛盾等诸多因素,难以主动透过改变实现涅槃重生,而只能依赖于北京的力量推一把,为其开出药方。习近平已意识到这一点,选择直面邓小平时代香港“一次回归”之后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并在更坚决地维护“一国”底线的同时,试图以高铁、居住证和粤港澳大湾区等融合措施作为“抓手”,来完成继“一次回归”之后更艰难的“二次回归”,也即全面融合之后的“人心回归”。

专家认为,全面融合的支点。便是最近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它的成效事关香港“二次回归”的成败。广东社科院副院长袁俊指出,香港出现楼价高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造成中产危机,加上年轻人对未来发展的无力感,为民粹和极端主义提供广阔民众基础,而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提供创新创业、文化创意、互联网发展等一系列机会,若能借此将香港的本土意识阐述为关注乡土,珍惜家园,可避免让极端势力利用。他又指,人心回归的重要体现是国家认同,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但现时不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不履行宪法的公民义务,影响国家认同,建议广东率先改变政策,让香港居民考公务员、计分入户、给港籍双非儿童就读公立学校。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员朱家健认为,香港特区过去几年失去重点发展新方向,只继续吃老本却推动力不足,也面对周边竞争城市的人才争夺战,成绩只是不过不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如明灯照亮香港前程,给了香港特区一个明确方向,也为香港同胞大派定心丸,为香港未来仙人指路,让香港同胞看透棋局,重拾希望和自信,走出迷失的阴霾。在粤港澳7000万人口而言,是国策规划的定海神针,给自身仕途事业无限机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既然预估到了全面融合可能带来的身份认同和人心回归,自然也预判到了这一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与冲突。毕竟回归20多年来,港人以往所安享的优越性不再,江胡时代“井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状态也将一去不复返,这对多数港人来说,在充分享受全面融合带来的利益的同时,精神层面不失为一次彻底的“刮骨疗毒”与“拨乱反正”。疗的毒,是江胡时代“井水不犯河水”之下看似融洽实则埋下危机的政治虚拟感。拨的乱,则是对“一国两制”想当然的片面理解甚至一概否决,以及将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与生活习惯之不同无限放大,甚至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专家分析,之所以香港必须要经历这样一场“革新”,实现人心层面的“二次回归”,在于对习近平来说,既是为了“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又是因为今天香港之于中国的意义,不再是毛时代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不是邓时代的“金融中心”,而是国家在充分理解香港角色与利益的条件下灵活安排宪制框架及提供战略机遇,进而逆“历史终结论”而行。实现自身的文明使命与政治抱负。

中国现代化和新时代改革的样本区

中南海的强力支持和三地的协同发力,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予人无限遐想。学者指,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版,成为中国新时代改革的样本区和实验田。

田飞龙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表明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多元的,是南北对进,相互竞争,多点探索,协调发展的。北部有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南部有“粤港澳大湾区”,中部有“长江经济带”,以及其他的区域和次区域战略。这些战略共同服务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份规划纲要是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遗产的明确继承和增量发展,回应和回答了海内外关于改革开放与新时代关系的诸多疑问,给国人及世界释放出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开放、负责任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积极信号和正当意志。”田飞龙说。

对于大湾区会否成为习近平所提“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最佳试验田和突破口,田飞龙认为,大湾区是一场伟大的人类实验,是一个完整链条的未来主义生活探索,从“技术”到“制度”再到“价值”。大湾区是人类新一轮全球化的隐喻和缩影。在此意义上,自然呼应了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但要比这个层次的现代化更综合,也更深刻。

田飞龙表示,习近平时代的基本气质就是综合,在内部实现对毛泽东革命传统与邓小平改革传统的综合,实现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在外部则试图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目标,大湾区实验对后者影响极大。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认为,大湾区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范本。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应该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都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更是产业单一。三地都面临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只有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经济体,换言之,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既对标欧盟的高标准、好做法,又避免欧盟缺乏协调产生的弊病。

那么大湾区对中国的未来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呢?郑永年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努力的方向:

第一,一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国际环境的回应。

第二,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南方共同市场也是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所需。中国近年来发展动力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部竞争动力不足。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几个大经济板块。人们也可以把这些经济板块理解成为大经济平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经济板块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如果内部失去了竞争,那么进步就会缺失动力。

第三,一个全方面制度现代化的样本。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国家现代化所需。制度现代化不仅关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更关乎文明的进步。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最主要指标就是一套新制度的崛起,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其本身不能取代制度建设,尤其是新制度的创新。

就制度现代化来说,大湾区最有利于制度创新。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基本上维持着“一国”和“两制”之间的互动,就是说双方实际上维持在两个较为独立的“单元”。而大湾区内部的整合和融合就不一样了。大湾区就是“一国”之内“两制”的紧密互动,通过互动得到整合和融合。这种互动是化学反应式的,可以导向制度的现代化。

大湾区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对于“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的一次重新检视与重大考验。而这样的考验,自然会被不得不面对“两制方案”的台湾看在眼里。

专家指出,大湾区对于融合香港,解决对岸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规划里也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大湾区最大的期待,其实是制度上的突破。目前,广东、香港、澳门,分属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从经济到社会,再到司法、制度上有很多不同。在大湾区的框架下,实现粤港澳在制度层面深度整合、融合,会给对岸产生示范带动效应。

这份规划纲要也进一步回应和回答了邓小平所谓“五十年之后不用变”的具体路径和框架问题。“一国两制”五十年之后的具体形态,就是大湾区规划的基本目标实现之后的状态,其中港澳尽管保持着自身的社会制度,但也深度融入了大湾区及国家体系之中,从而使得“一国两制”向何处去的解答方向更为明确。对港澳而言,大湾区(一国)是一种富有历史和宪制意义的生命扩展与意义重构。

专家分析,习近平近年来治港思路的核心,就是要将传统的被动式“一国两制”转化为主动式“一国两制”,如果要换种比喻,即是北京要将区隔型、消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转化为融合型、积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而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好的具体案例。化传统为现代,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这种极具政治智慧的管治意识,和对制度活性的范式转移,其实才是对“一国两制”的最好守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第二期或2.0版的主导性方案,系统回答了“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的基本形态与愿景问题。这对于台湾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显然是具有直接的冲击力和启发性。大湾区追求更加紧密的国家法治统一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追求港澳与国家一起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这种变迁、调整与整合不仅是有利于港澳的,也是道德且正当的。

田飞龙表示,大湾区方案直接告诉台湾各界,“一国两制”不是“划江(海)而治”,不是任何意义的“偏安”与“割据”,而是面向“一国”的主权秩序建构与共同繁荣发展的分享性宪制框架。田飞龙认为,如果说“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及其基本法秩序的实验,初衷之中包含着对台湾方案之启发与引导的话,那么今天的大湾区实验作为“一国两制”的升级版则将进一步证明这种对台示范意义的直接性和长期有效性。他指出,当然,这一设计和愿景仍然取决于我们到底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如果香港精英最终心服口服了,我不相信台湾人会不买账,不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国两制”的大湾区实验也必然需要未来的实践检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模式建立了一个国家统一新模式。他表示,实现统一的方法除了武力之外,还可以用社会经济的方法。不管港澳台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经济上大中华地区的整合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港澳台经济已经成为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经济体的内在一部份。这就决定了,大陆可以实行单边开放政策来促成融合和整合。经济社会领域整合了,政治领域就是“最后的一公里”。

郑永年表示,在他看来,粤港澳的整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台湾也包括进来。“一国两制”最先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在实践层面,被先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一国两制”这个政策很成功。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和平地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一国两制”政策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进入3.0版。这个3.0版在香港和澳门成功了,那么就可以进而应用于台湾。

——摘自《镜报》2019年4期



友情链接: 重点学科专题数据库   学科导航数据库   广东省情快讯   《教研信息》网络版   教学案例数据库   文献传递   统计数据库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图书馆

主编:张丽红    副主编:桂晓玲    校对:孙雯雯

020-8312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