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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时代香港的钥匙与锁头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6期  来源:《镜报》2019年5期   时间:2019/7/10   


 

随着中央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按下快速键,相关部委和三地政府也开始逐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各项要求。《规划纲要》将广深港澳明确为大湾区发展的“四大中心城市”,如何找准该框架下的自身定位,仍是考验各城市自我规划的难题。

钥匙仍在大湾区

香港既长期享有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又于近年获得“一带一路超级联络人”的角色,更明确了国际创科中心的目标,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3月底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大湾区可以成为同时具备硅谷和华尔街的城市群。在此目标下,香港已兼具成为大湾区内“谷歌”和“大摩”的实力,能否起到带动“东方硅谷和华尔街”发展的领头羊作用,还要看香港能否真正实现与其他10个城市的互补与融合。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在“大湾区华尔街”建设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不言而喻。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的立身之本,在大湾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既要看到英国脱欧导致伦敦评分下滑的超越机遇,更须警惕紧追不舍的新加坡。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一期榜单中,上海超越东京名列第5,深圳、广州迅速崛起,分列第12、19名。香港虽无需将沪深广视为竞争对手,却也应会同中央有关部委和三地政府统筹协商规划,避免恶性竞争造成内耗,进而探讨形成合力。

就科技创新而言,香港还需在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的同时,积极对接广东省的先进制造业,探索出一种新时代的“前店后厂”模式。

4月初,港科院院长徐立之在“香港再定位:迈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峰论坛上表示,科技创新由上、中、下游组成,分别由院校、政府及业界等负责。在大湾区中,香港高等院校优势明显,四所大学名列全球百大,多间院校科研实力雄厚,在“上游”即科研工作中应发挥带动作用。在“中游”即技术转移层面,香港两大旗舰机构——香港科学园及数码港的科技转化能力也存在进一步发挥的空间。“下游”即生产环节则是广东城市的优势所在,加之湖南、广西等邻近省份的制造业和劳动力优势,大湾区完全具备发展完整创科产业链的条件。

2015年上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到本届特区政府两年内向创科政策硬项目投入约130亿美元,港府对创科的付出值得肯定。但正如林郑所言,创科在2017年只占香港经济生产总值约0.7%,总研发开支亦只占经济生产总值0.8%。社会各界对创科的支持,相较于房地产、金融、国际贸易等香港传统优势产业而言仍是杯水车薪。在美国硅谷崛起的过程中,政府和军方的支持纵然起到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还应归功于企业外的不断钻研和突破,香港从来不缺乏孜孜不倦的企业家精神,未来还需要更多创科企业的领军者来发挥“头雁效应”。

锁头需扣廿三条

2003年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失败以来,廿三条在香港社会被“妖魔化”“污名化”,更成为非建制派议员进行政治动员的“不二之选”。随着回归20周年之后香港社会趋于稳定,诸如全国人大将对二十三条立法进行释法等论调再度出现。无论舆论如何反复,二十三条始终是特区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要求施政团队尽快探索出一种最合适的方法,将二十三条这把维护国家安全的“锁头”扣紧。

4月9日,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决非法“占中”9名主要被告的不同控罪罪名成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表示,本案判决表明香港本地法律资源与司法机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港独”,维护国家安全。

他认为,“占中”之后,香港特区政府与法院适当承担起了“法治反港独”的宪制性责任,在“旺角暴乱案”、“香港民族党案”、“议员宣誓案”中实施《基本法》与本地法例,划出了对部份“港独”及维护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界限。但现实情况仍然存在诸多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落在本地法律规管范围之外,本地反“港独”存在法律依据上的缺陷,二十三条立法不能被简单取代。

二十三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性责任,也是中央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正当期待。在经济民生重建取得基本成果及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之后,二十三条立法的时机与条件也正在逐步趋于成熟。在此过程中,二十三条立法既不可仓促上马,也不应畏难拖延,特区政府可委托高等院校或民间智库充分开展调研,广泛吸纳学界建议并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经验。

田飞龙认为,就二十三条立法现存在两条争议性路线:其一是“缓行立法”的温和派路线,主要依赖和信任香港本地法治来维护国家安全;其二是“激进立法”的强硬派路线,包括中央直接立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或指令特区政府启动立法。

其实,二者之间也存在中间路线。例如根据二十三条的直接法律效力,全国人大释法启动及具体化二十三条所列“7宗罪”的规范内涵,用于指导和监督特区公权力机关正确解释和适用二十三条及相关联的本地法例,或者督促特区立法会循着人大释法的框架修订完善本地法律。这一路径可缓解二十三条即刻立法的重大政治压力,在专项立法之前尽最大程度弥补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漏洞,也为最终立法积累前期经验。

无论是特区政府正在推动修订的《逃犯条例》,还是舆论热议的二十三条立法,其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不在立法方式或内容本身,而在于部份持份者的过度政治化解读所引发的民众恐慌。二十三条立法固然与“一国两制”实践等政治议题紧密相连,更是香港履行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但在法言法、法治优先还应是未来具体操作时的重点。

发展与稳定,既是内地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现阶段香港所面临问题的一体两面。发展与稳定并不矛盾,在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也须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落实到位。

在此过程中,香港惟有紧握大湾区发展之匙,紧扣维护国家安全之锁,方能在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当下立于不败之地。

——摘自《镜报》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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