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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两会有关港澳的“两大焦点”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5期  来源:《镜报》2019年4期   时间:2019/6/10   


 

全国两会上月落幕,涉港澳内容信息量大、影响面广,值得有关各界仔细品味。从两会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靴子落地,到政府工作报告“重提”“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中央在多个场合释放出要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重磅信号。

观察人士认为,《规划纲要》赶在全国两会前全文公布,为港澳人代、政协进京参政议政提供了最佳议题,也为中央主管港澳事务官员回应相关争议预留出时间和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连续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不仅体现出中央对这一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中央希望借此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施政方向。

相较去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涉港澳段落中加入了“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的表述,并强调“更好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规划纲要》内容可知,中央应会在大湾区建设领域赋予港澳更多自主权。

面对中央连续释放出的利好信息,部份香港和海外媒体却似乎并不买帐。有舆论指出,《规划纲要》的出台或将模糊“一国两制”的界限。未来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势必加速互联互通,随之而来的规管问题、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问题也难免会发生,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是大湾区的核心竞争力,中央断不会顾此失彼。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马逢国在两会期间表示,欧盟20多个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同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却可以在统一标准之下实现各种各样的互补。粤港澳大湾区完全不会影响香港“一国两制”的特点,需要注意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克服大湾区内各方面的交流沟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说,港人的担心也是合理的,大湾区建设必须高度尊重和充分利用“两制”之利,释放制度性差异带来的比较收益,同时将制度性摩擦成本降至最低,这样才符合大湾区整体“最优化”的理性建设目标。

他说,整体来看,大湾区及围绕大湾区的“大交通”配套必然带来港澳居民的身份重塑和认同重构,与其固守“本土”边界,不如从容看待、适应及利用大湾区带来的丰富的成长发展机会。随着湾区整合的进展,“一国两制”既往的制度“硬边界”将以有利于港澳居民利益及湾区更高品质发展的方式而逐步“软化”,港澳居民也必然会在本土身份之上体验和建构出一种切合国民身份的新认同。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分别参加香港、澳门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考量,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可见,大湾区建设的落脚点,还是要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只会继续发展,不会徘徊甚至倒退。

外商投资法如何适用港澳台待明确

相较大湾区建设的确定性,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中,港澳台资如何适用的问题却并未得到明确解释。

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中,港澳在内地投资一直参照“外资三法”,台湾到大陆投资则受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来规范和保护。如今,外商投资法作为中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对港澳台资只字未提,难免引发三地投资者关注。

港澳台商不必过度担忧,三地都曾为内地改革开放作出过突出贡献,香港更是连续40年在内地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地区,中央势会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或政策举措作出明确规定。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所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来看,未来一年的立法计划中并不包含涉及港澳台商赴内地投资的相关法律。回顾“外资三法”时期,国务院出台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港澳企业赴内地投资参照三法规定;今次外商投资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不会立即生效,由国务院在过渡期内重新制定一份实施细则来规定港澳投资的归属,应是最高效的一种处理方式。

从韩正和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的相关表述可知,今年大湾区内涉港事务将围绕两大重点,一是支持香港打造国际创科中心,二是重点推进有利于港澳居民进出内地和到内地发展的便利措施。港澳居民到内地发展势必包括投资兴业,可见相关规定应已在中央层面酝酿之中。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法原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表示,外商投资法的立法难点是如何统筹兼顾投资便利和投资安全。历史上,地方保护、执法不规范等因素导致了部份投资后产生的矛盾、纠纷和争端。按照国际惯例,解决纠纷和争端一般按照调节、仲裁、司法的方式进行。

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发挥自身优势、摸索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仲裁中心。在国家出台外商投资法、加大吸引外资的今天,香港不妨进一步放宽视野,争取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扮演好“国际投资仲裁人”的角色。

正确理解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

无论大湾区建设,还是内地扩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对香港而言都是重大机遇。中央在两会前后的多个场合提出丰富“一国两制”内涵、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港澳应正确理解。

田飞龙认为,中央通过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可以至少从三方面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首先,大湾区是“一国”的缩微版,是“一国”的地缘隐喻,通过大湾区对粤港澳进行制度整合与优势融合,从根本上回答了“一国两制”最终向何处去的远景问题,以及“五十年之后不用变”的政治慧语。

其次,大湾区建设可以提供港澳与内地制度良性竞争、互动、融合的全新契机与框架,实现制度性差异动能向制度综合性优势的转变,从而推动大湾区整体性的治理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先导和试验。

第三,大湾区建设必然涉及超出粤港澳范畴的国家决策体制与机制创新,涉及《基本法》上的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具体而有机的结合,从而探索“一国两制”下更加紧密的央地法权关系,推动央地互动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国家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号已经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已规划至2035年。港澳各界应着眼长远、紧抓机遇、趁势而上。在国家走向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推进“一国两制”事业不断前进。

——摘自《镜报》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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