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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企人力资本投资动因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5期  来源:《信报》2019.3.25   时间:2019/6/1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3月上旬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会议时重申,政府的民营企业政策没有变,亦不可能变,因为民营企业不仅是中国发展的生力军,更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事实上,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开放改革40年的历程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的行为,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和深化企业改革可起参考作用。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达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了80%;对新增就业贡献的占比超过90%。可见中国私营企业在中国经营未来发展和转型中的重要性。

发展战略选择考虑

仔细观察,私营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环境下,与国企相比,经营受到一定的制度歧视。但在如此境况下,仍然取得长足发展。究竟中国私营公司的企业行为——如企业治理和人力资本投资等有什么特点?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起初都是进行些低技术、低成本的制造业生产,对于中国私营企业的行为研究,有分析看到企业主只顾压抑成本,不重视员工的福利,工作环境恶劣,就像一所“血汗工厂”;但亦有研究观察到,私营企业也很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福利,亦即愿意投资人力资本。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企业主会投资到人力资本之上?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环境下,对于企业主愿意投资人力资本,有两种观点。其一,企业要在市场上竞争,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培训员工,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技能和收入,是必然的战略选择。由于私营企业的经营无可否认受到一定的制度歧视,例如,在获得银行信贷方面,显然不像国有企业所得到那般“便利”,这种情况过去如此,目前依然如是。因此,私营企业必须依靠企业自身内部的力量,包括良好的员工和企业治理进行市场竞争。

谋合法性获政府表扬

其二,跟实施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标榜社会主义,是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当中有很多政府主导的成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私营企业(在开放改革前长期并不存在)的营运,无可避免感受到一种外部压力,它需要透过诸如不剥削等的人力管理、企业善治来取得“合法地位”或“身份认同”。可以说,私营企业投资人力资本,重视员工的福利,是取得“合法性”的途径,并因此可以得到政府的表扬。

扼要言之,私营企业对人力资本作出投资,一是基于发展战略选择的考虑,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在中国这个特定制度环境下取得“合法性”的途径。这两个解释,都在笔者的研究中得到支持。

再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私营企业的创始人,若其教育程度较高,或其拥有的私企有较完整的管治团队,如设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之类的制度安排,当具一定教育程度,往往意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因而这家企业便对人力资本投资有更强烈的倾向和行动,而且这家企业也有更大的成功机会,这结论可见于已发表的若干研究论文中。事实上,有研究指出,在新兴国家,企业始创人的教育程度与企业的绩效相关。

“红帽子”愿培训员工

从私营企业取得“合法性”的角度看,其中的变项是关于始创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调研发现,若始创人戴了所谓的“红帽子”,譬如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动向和政治意识形态比较了解,感受到政府冀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需要和期望,因而更多留意改善员工的福利,愿意作出培训,提升工人的技能,以配合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需要。

很显然,企业主戴上了“红帽子”,在经营上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但他同时也需要顾及政府的政策期望和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戴上“红帽子”的企业,这些企业有更多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倾向和行为。具体来说,是包括投入资源对员工作出培训和生产技术开发、提高工资与福利等举措。

此外,另一项我们着眼的因素,是这些企业的前身。由于一些私营企业是透过企业所有权改造,即通过私有化国营企业而成立的,如果这家企业过去的所有制是国营,一旦“变身”为私营企业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会相对其他私营企业为高。不过,这一点我们并未得到充分的论证支持。而确定的因素是若企业主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其拥有的企业投资于人力资本,明显比较积极和有更多的资源投入。

还有一项变项因素,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支持程度。支持主要所指——第一,是政府部门对企业提供较好和有效率的服务;第二,是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第三,是支持企业进行创新。如果政府的支持比较强,则私人企业会对人力资本,包括培训开发和员工福利有较多的资源投入。

明显看到,如果政府并不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则企业主便不会在人力资本上有积极的投入,亦即不愿意耗用资源向员工提供培训,提升他们的技能。如果得到政府的支持,意味对员工的技术提升,未来可以获相应的回报,有把握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便有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行动。

值得说明,前文提到,当企业主的教育程度高、企业内有专业的管治团队,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企业主提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如果政府对私营企业有明确的支持,则更可以强化教育程度高等因素在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用。换言之,若企业主的教育程度较高,一旦政府对私营企业作出明确的政策支持,则这些私营企业便会对人力资本投资有更多的资源投入,两者起叠加的强化作用。

对企业改革提供启迪

不过,政府支持这项因素,对企业主是否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这些因素并不起加强作用,原因也可以理解,因为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参乒获得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支持或认同,以及取得社会对私营企业的正面看法,不要把私营企业视为“血汗工厂”,从而得到存在的“合法性”和“社会身份”。故此政府支持因素与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因素,两者似乎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亦即当政府有政策或措施支持私营企业,则企业主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在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上所起的作用便会出现减少。

当然,“替代作用”并不是完全的,因为政府支持因素是宏观性和全局性,而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带有强烈为个人企业利益的考虑。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支持因素对政治参与因素不起作用,但在后一种情况,“替代作用”并不是完全而彻底的,因而笔者的研究结论是,政府支持因素对政治参与因素不产生明显的“替代作用”。

总括来说,在中国独特的环境下,私营企业是否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出于发展战略选择的考虑,冀据此取得竞争优势,以及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要取得存在的“合法性”,在这个“合法性”基础上进一步成长茁壮,明显跟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考量不同。如今中国不断加强进行企业改革,了解私营企业的行为,显然对于深化企业改革有所启迪。

——摘自《信报》20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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