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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镛说数字经济或成亚洲新的增长引擎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4期  来源:《参考资料》2019.3.7   时间:2019/5/5   


 

    《日本经济新闻》刊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太平洋局局长李昌镛的一篇文章,题为《亚洲或成为数字经济的创造者》,全文如下:

    亚太地区经济形势稳定,预计2018年增长5.6%,2019年增长5.4%。与土耳其、阿根廷等其他地区的新兴国家一样,虽然受到了世界经济减速和混乱的影响,但打击相对比较小。亚洲将创造约6成的全球经济增长,并将继续发挥引导作用。

    不过,当前的世界经济,欧洲减速明显,美国强有力的增长也显现阴影。尤其中国的下跌更加明显。

    到底是不是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实原因很难分析。仅从统计数据来看,贸易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影响。影响大的反倒是投资。美中在31日之前停止追加关税措施,寻求推进谈判来解决事态,但不明朗的前景让投资者热情冷却。面向亚洲的投资出现停滞,远超预期。也就是说,美中贸易摩擦已经给直接投资带来了不良影响。

    如果摩擦升级,最坏的情况是,会拉低世界经济增长1%左右。那将是相当大的打击,必须想方设法避免。

    不仅是美中摩擦,保护主义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强。  自由贸易的坏处是一定要分出胜负,如何缩小差距成为课题。虽然面临着挑战,但亚洲从自由贸易中得到的好处仍然很大,需要亲自推进市场的开放。

    即使亚洲推进市场开放,也未必能阻止欧美保护主义的势头。在经济开放的绝对水平上,亚洲仍旧落后于欧美,这点不容忽视。对于以中国和印度为首、在过去20年间实现快速增长的亚洲,欧美持“因为正在发展中……”的宽容心态的时期已经过去。新兴国家制造、发达国家购买的结构,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接受。欧美看待亚洲的眼光变得更加严厉,因为你收入提高了,所以必须承担更大责任。

    亚洲已经无法将出口主导型的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理由不仅仅是作为产品买主的欧美保护主义增强。去汽车、半导体和纺织工厂,无论哪个国家,都能看到很多机器人工作的景象。随着生产现场的自动化,制造业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产生就业机会了。

    那么亚洲新的增长引擎在哪里?那就是数字经济。

    19世纪左右的产业革命为契机,欧美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发挥了对世界经济的引领作用。亚洲落后100年后才开始追赶。通过逐步追赶,出现了像日本、韩国那样在多个制造领域追赶并超越欧美的国家。到今天这一步,至少用了200年。

    反过来说,数字经济怎么样呢?现在正是兴盛期,可以说正在取得革命性的进展。但数字革命与过去的产业革命不同。虽然的确是由美国硅谷引领,但其跟亚洲之间没有200年的差距。

    除了借助人口规模的巨大消费市场外,在利用电子商务和二维码的无现金结算这一新技术方面,亚洲也已经占据了世界领先者的一席之地。纵观整个亚洲,数字经济的活力甚至超过了欧美各国。

    亚洲不仅是数字经济的消费者,还可能成为创造者。我们必须大力投资数字经济,培育新兴产业。一个关键因素是大学的竞争力。为了产生出始自本国的独自创新,亚洲的大学需要能够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进行竞争。印度理工类大学和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已经发挥了很高的竞争力,在制造方面拥有优势的日本和韩国已经感觉到了不安。

    亚洲经济在1960年代是日本崛起,70年代是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四小龙”崛起。80年代以后,东盟(ASEAN)和中印开始腾飞。

    亚洲之所以能够在被称为“雁行型”的独特生产分工中成长起来,原因是存在着承接其出口的欧美市场。亚洲是自由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但在保护主义增强的背景下,发展模式可能会不再通用。

    出路是“亚洲内需”。16个国家正在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经济规模和贸易额方面占世界总量的30%,并且还在提高。要想享受数字经济的成果,唯有继续开放经济,制定共同的规则。

——摘自《参考资料》2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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