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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亲自谋划大湾区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4期  来源:《广角镜》2019.4.15   时间:2019/5/5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东、香港、澳门出台的规划汗牛充栋,但是涵盖三地发展的顶层设计《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还是第一次。

    《纲要》提出了多项重点发展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基础建设、互联互通、生态环保等,规划出大湾区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具体发展方向、营商及城市集群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九市组成的城市群。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达一点五万亿美元,超越纽约湾区的一点四五万亿美元,在世界四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中排名第二。

    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土地面积超五点六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七千万。

    从经济角度看,面积仅占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比例仅占全国百分之五左右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贡献了全国GDP的百分之十二。

    粤港澳大湾区内生产总值早已比肩澳大利亚或韩国的经济规模,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都是一个极大机遇。

    在未来的增长空间里,也需要看到这个囊括七千万人口的大湾区涉及到两种制度、三种关税区、三种货币区……有很多无形的墙在阻碍着全要素的流动。这里边既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也有各种势力  (包括反华势力)的阻碍。

    “一国两制”的变化

    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前,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这个既精炼而又充满政治智慧的设计,震动了世界上关注香港的目光。

    二十一年来,香港因为“一国”和“两制”的相互角力成了京港误解和冲突的因素。

    香港经历了几次政制改革,这种原本打算让港人循序渐进参与民主的政治预热流程,最终毁在了急躁乃至背后不明居心的反对派手上。2014年的占领运动摧毁了京港之间薄弱的政治互信和协商空间,导致民主普选之路陷入停顿,更令港独思潮开始抬头。

    香港越来越习惯将北京释出的善意关在门外,这种不加掩饰地对抗国家执政党,并抗拒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蓝图中扮演角色的政治气氛,甚至连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都充满抗拒的社会心态,破坏了许多原本可能的进步和发展。

    毫无疑问,北京看到了制度隐患及其蔓延趋势,于是努力纠正这种似是而非的偏颇,以正视听。这意味着香港过去所谓“井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状态正在改变,那种对于“港人治港”的任意解读和政治虚拟感也将沦为往昔,从此不再。

    更确切地说,习近平不断展现的、区别于过去的治港思路及过程中,其管治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将传统的被动式“一国两制”转化为主动式“一国两制”。即北京要将曾经区隔型、消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转化为融合型、积极型管治方式,这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治国实践中最具体的案例。这种颇具政治智慧的管治意识和对制度灵活性的模式转移,才是对“一国两制”的最好守护。

    人们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治港的宏观理念,强调香港的中国属性,并加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通联及一体化。北京主动地采取了管治与经济融合方案的部署,尽管这种补救可能会让中共在这个前殖民地承担一定的风险,但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挫伤执政党要让曾经被掠走半世纪的香港,从交通上、经济上和精神上与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香港在大湾区的位置

    时下化传统为现代,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香港和祖国的新型关系正在催生新的变化。如果不能正视“一国两制”需要应时而变来保持制度活性,而是继续任由陆港僵化区隔的倾向来对待“两制”,以此侵蚀“一国”前提。关乎香港长远发展的有机融合进程迟滞,又怎可能保证“一国两制”的良性运作和香港的持续繁荣自由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共十一个章节、约二点七万字,当中范畴涵盖创科、金融、旅游及商贸等政策大方向,并明确制定大湾区及香港发展的具体发展目标及相关时间表。

    《纲要》明确指出现时香港面对的经济困境,即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撑。历史上,香港错过了数次转型的机遇,目前沦为一座房地产之城。首任特首董建华提出“八万五计划”无疾而终,刘德华作为代言人呼吁香港填海造地遭到莫名其妙的大围攻。香港的未来被房地产绑架,成为中国第一个阶层固化的城市。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北京亲自规划,卷起袖子“拆墙”,为香港“度身订造”,开启了“港澳融入内地”的新阶段。发展计划让市场起到基础配置的作用,将会进发出更大的协同效能。

    《纲要》规划香港与澳门、广州、深圳成为“四大中心城市”。虽然对香港的地位及角色寄予厚望,但为了配合大湾区发展,香港需要在自我增值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合作这两方面做出转变。在自身增值方面,香港需要巩固及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更需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这是一幅关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蓝图——既推动传统支柱产业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升级,又拓展创新科技和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等新兴产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几乎为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问题折腾了二十一年,终于由中央顶层设计帮助解决。

    这份《纲要》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开启了“一国两制”的全新阶段。在稳定和提升香港的自由港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在提升香港社会经济民生方面,北京愿意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和合作,但这并不表明在港独问题上北京会有任何退缩,坚守不许分裂和保障《基本法》在香港贯彻实施是其底线。

    抗拒分离主义的良方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至理名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粤港澳三地逐步实现规则对接,否则,不可能建成大湾区。

    每个城市均有清晰定位,香港排列在第一位,描述字数也最多,可见北京对香港的重视。香港不但要继承过去金融、物流领域的优势,还强化创新科技、培育新兴产业,也要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重大机会,提升香港的产业多样性,不再仅仅依靠地产和金融业。

    《纲要》强调香港应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例如在教育方面,可支援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及放宽香港及澳门的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到广东考取教师资格并任教。在旅游方面,将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以建设国际游艇旅游自由港。另外,在医疗及创科等方面紧密合作,以积极推动大湾区发展。

    举例来说,香港有四所大学排名全球一百名之内,有十六所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超过广东省。香港创新实力并非薄弱,而珠三角九城市的生产能力又很强大,按理说是绝佳的搭配,是上天的恩惠。但两者之间目前却很难无缝接轨,转化成具体的成果。

    香港媒体曾报导,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有园区,凡是有科研设备进入园区,就要征收一道关税,顶尖的科研设备动辄以千万计,每每过关被割一次羊毛,谁受得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香港前财政司司长说过:“香港在很多方面是世界领先的,比如说医学上,脑神经、心脏、肝脏移植这些高端技术。但香港缺乏临床病人,因为很多的病香港根本就没有病人。国内有很大的市场,怎么样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亚洲周刊》认为,香港本身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础,仲裁、裁决的国际基础,“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构想无疑适于香港的发展定位,也能够把香港的法律长处产业化。中山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徐英认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世界级的仲裁机构,享有完全独立的地位,不受政府干预。在裁决执行方面,在香港所作的仲裁裁决可在所有签订《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执行。”

    深圳大学副研究员黎沛文认为:“大湾区内粤港澳三地的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未来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争端或纠纷。而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香港将能为此类纠纷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有利于香港在大湾区成为法律问题解决的中心,可以将香港的法律模式输出到大湾区,以至辐射到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被认为是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的方法。例如香港土地匮乏,缺乏腹地可以作纵深发展。“一国两制”的概念停留了在八、九十年代,整个香港政治制度退化,与香港社会所需脱节,即便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那么熟悉政府运作,也出现许多社会问题、执政危机。大湾区正好是做到一些香港政府做不到的事,没有太大的不利。

    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认为大湾区是破解港独的一大方法,因为“港独归根究底,是香港的政经结构矛盾所引发对香港政治制度发展的期望,而这个期望与中央及《基本法》所明文约定的时间表存在落差所致”,因此难以在香港内部得到完善解决。而“大湾区规划在某程度上已经指出了一个路径,试图用香港境外方式来解香港政经结构僵化的问题;这个在中国大陆学术圈普遍认同的思路,现时也是国策,但有两个重要关节点上必须做好,才不会让大湾区规划功亏一篑:一、香港的土地及发展空间,能否用大湾区整个生活圈的规划,扩大住屋及发展空间,减轻生活压力,也扩大香港市民对未来生活的想像。二、大湾区内的生活保障问题,这包括法律、医疗及其他基本权利,都会影响大湾区被普遍港人接受的程度”。

    我们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广州人,也不是深圳人……我们都是大湾区人。这是中国“一国两制”试验的沃土;在中美贸易战之际,中国内在经济引擎的加速器,同时也是抗拒分离主义的良方。

  慢慢模糊的“边界”

  “一国两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由早期区隔、消极的井水不犯河水,逐渐变为积极主动的融合发展。面对这个变化,只要香港尚未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社会上就有不少人视香港的“一制”在“一国”之外。“逢中必反”、为反对而反对的泛民主派(以下简称泛民)实在难以放下有色眼镜和立场。

    “一国两制”基本框架下,各项具体规则从明显差异到对接,首先要求香港大多数居民认同国家。然而,特区政府正在为落实《国歌法》制订香港本地法律,却遭遇反对派阻挠。甚至香港公立医院超负荷现象,也被归咎于内地经单程证渠道前来香港定居的新移民,指责他们同香港已有居民抢公共医疗资源。

    最困难的是人员自由流动。粤澳已实现“两地一检”,香港必须尽快跟上。从“一地两检”到“两地一检”,技术上没有困难,关键在于对内地有关当局是否信任?其实,对于出入内地的香港居民来说,他们的个人信息对于内地有关当局已无秘密;对于那些从未涉足内地也不打算涉足内地的香港居民来说,“一地两检”抑或“两地一检”毫不相干。所以,是否信任内地有关当局只是一个心理问题。

    《纲要》出台后,引发了一些港人对大湾区规划的各种疑虑。持怀疑与反对态度的主要是泛民政党,他们的惯性是把香港与内地城市合作解读成破坏“一国两制”,这次也不例外。

    他们认为大湾区规划将令香港与内地城市“走得太近”,从而破坏“一国两制”及导致香港地位由“特别行政区”下降至“内地城市”。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认为香港因与内地城市太亲密将令独立关税区地位会受冲击,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影响。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指纲要将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及令其地位矮化,最终沦为内地的二、三线城市。

    《纲要》在客观上破解了港独之路。近些年,香港校园兴起的港独论述,企图建构一套“香港民族独立建国”的理论,其实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天方夜谭。别以为珠三角离香港很近,却是不少港人感到陌生的世界。他们长期以来总是以一种俯视的目光看待珠三角,却不知道仅仅在方圆几十里内就有不少世界第一流的企业,在全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次打破了他们对深圳与珠三角的刻板印象,颠覆了长期以来的认知,甚至觉得难以置信。事实上,拥有十六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的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这也是很多西方人对大湾区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可置信,直到他们看见华为5G的实力,看到特朗普如此拼命地围堵华为,才发现大湾区的实力被低估了。

    在中国未来的棋盘上,粤港澳大湾区都算是非常独特的城市群。从体系上有多极化的特征,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澳门是旅游休闲中心,佛山、东莞是世界工厂……很多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讨论,集中在到底谁才是龙头?因为缺少一个核心引擎,不足以带领整个湾区。

    从长远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在拆墙、融合的过程中,会慢慢模糊“边界”,香港那些“逢中必反”的政党和反对派当然害怕这一点。多年来反对派之所以能取得历届立法会地区直选多数选票,是因为他们披上民主外衣,提出所谓的“真普选”口号,打动了为数不少信奉西方政治制度的港人。现在反对派已经提不出令选民相信的政治目标,他们对选民的吸引力必定减退。原先坚定的支持者也因为再也看不到实实在在的政治前景而失望。

    可以预言,随着香港同广东推进规则对接。即使一些人主观上不乐意,但是香港融入大湾区的客观事实必定改变社会主流观点,“一国两制”的继续实践也必然以“一国”为前提和基础。

    随着中国崛起及发展大湾区计划,香港有幸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港人应该放下多年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坐井观天的心态,抓住当前的机遇,为香港打开一片新天地。

——摘自《广角镜》201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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