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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及中国应对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2、3期  来源:《世界经济调研》2018.11.29   时间:2019/4/15   


 

一、世界经济面临的十大不确定性风险

    第一,特朗普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全球经贸合作体系构成巨大负面冲击。特朗普执政后采取了单方面措施,对其他国家商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还单方面提高关税。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一些国家对美采取并实施了相关报复性措施。特别是自2018年3月份以来,美国单方面对进口美国的钢铁及铝加征关税,引发主要国家对当前国际经贸合作体系的巨大担忧。特朗普还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提出质疑,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崩溃的挑战。

    第二,中美贸易战不仅构成对中美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对全球经济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2018年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及其派生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操纵国际金融市场。与之相对,中国通过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对全球生产体系发挥稳定性作用。两者对垒不仅影响中美两国自身的宏观经济稳定,而且对其他经济体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可能引发诸多后果,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第三,英国“脱欧”滋生的逆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释放。2016年英国“脱欧”拉开了逆全球化的序幕。特蕾莎·梅出任英国首相后,英国“脱欧”开始倒计时。英国将于2019年3月29日正式退出欧盟并进入过渡期,2020年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英国和欧盟之间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将开启。英国“脱欧”可能仅仅是一个前奏,未来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进行“脱欧”公投,“脱欧”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导致的后果是,欧元乃至欧盟的稳定性可能受到挑战,由此对全球化的影响将形成较大不确定性。

    第四,世界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分化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继续实施负利率的政策,美联储加速加息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宏观政策分化的溢出效应所引发全球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问题越发突出,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贬值的压力加大,汇率失调成为全球开放合作的较大障碍。美联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加息往往伴随着区域或者全球的金融危机,从经验上看,两者的较强相关性预示美联储加息所形成的负面溢出效应是不能低估的。

    第五,全球失衡对全球经济构成再平衡压力。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先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入美国二战以来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化获得了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出口难以弥补进口,进而导致赤字不断增大。因此,发达经济体必须从外部持续借债以维持经济平衡。同一时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持续盈余,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全球市场投资以实现外汇保值增值。未来全球经济不仅面临增长的压力,也面临着再平衡的压力。

    第六,政治变数可能对全球价值链构成冲击,从而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全球贸易不仅是简单的商品服务买卖,通过开放合作能够推动国际分工水平的提高,促进全球在价值链的合作。然而有些国家在领导人选举中出现“黑天鹅”事件,政治变数问题较为突出,  由此可能促使相关国家的政策出现较大调整,促使价值链分工合作缺乏稳定的环境。没有自由贸易就难以对企业形成良性竞争格局,也无法形成全球分工协作的环境,企业创新可能因此放缓,科技进步也将面临减速局面,劳动力生产率难以回避停滞的风险,全球贸易深化发展的前景可能受到冲击。

    第七,地缘政治等因素放大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风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同时要求所有国家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等商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高位波动。当前地缘政治带来的市场波动依然较大,伊朗等局势仍然存在较大变数,未来如果风险持续升级,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能构成潜在的影响。在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如何防范地缘政治问题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将是重要的课题。

    第八,经济结构改革滞后诱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全球经济在2009年呈现出V型反弹之后便不断减速,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尚未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表明全球经济不是单纯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而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然而,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改革并不顺利,不少国家回避改革而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或者贸易保护措施,经济结构改革的滞后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风险。

    第九,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位运行增大全球经济风险。近年来发达经济体高额财政赤字推高债务水平,财政风险显著上升,日本债务占GDP比例已经达到250%左右,欧债危机暴露欧洲财政风险高位运行的问题,美国财政债务绝对量位居世界第一显示潜在的债务风险不容低估。

    第十,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胀风险。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大量发行货币,此举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总体比较充裕的局面。当前美联储加息进程可能提速,由此可能引发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压力加大,未来伴随着美联储继续升息及缩表,美元汇率可能继续反弹,美元大规模回流或将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本币贬值等。因而,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缩紧及全球形势变化可能加大新兴经济体波动风险,进而加大全球经济波动风险。

二、中国的政策选择

    中国的应对策略既要积极谋划如何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的问题,又要考虑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宏观政策创新,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是深化改革开放主动应对中美贸易战。面对美国单方面发动的贸易战,中国既要采取报复性措施以捍卫国家利益,又要注意规避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中日本的教训,不能采取回避改革而被动放水刺激房地产的做法。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通过改革扩大内需,应对中美经贸战对外需产生的下降压力。重点通过改革税收体制机制,降低个人所得税以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推动社会保障体制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营造让民众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的环境,进而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释放新的红利。

    二是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增大外需增量空间。虽然全面深化改革有助于夯实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但这需要较长时间,短期需要内外需的稳步扩张。外需的发展在WTO的框架下已经较难取得进展,应该更加注重做实自贸区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目前亚洲仍然没有自贸区。中国通过积极推动周边国家贸易自由化并最终实现亚洲或者东亚经济一体化,可以在增量上提升国际贸易空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拓展外需空间,降低美国贸易战对外需的影响。

    三是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会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方面,近年来全国财政在央行国库的现金存款余额达到3万亿人民币,除了保障日常财政支出需求外,其他大部分资金应通过国库现金管理制度改革,激活存量资金,让闲置在央行国库的财政现金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中财政专户资金进行优化管理,这不会对基础货币构成影响,但对促进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避免资金非理性大规模流入房地产,真正促使资金流入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四是注重创新驱动,培育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针对传统比较优势减弱及新技术革命正在孕育的新背景,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成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基础。当代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每个经贸大国都面临着如何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体系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发生变化,劳动力工资稳步上升,资源及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各种隐性成本逐步显性化,传统低成本优势减弱的问题较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化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促进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健康发展的重点内容。

    五是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降低政策分化产生的负向溢出效应。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的关注重点应放在美国。此外,当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呈现多速增长,各国经济表现差异显著,全球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稳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差异具有必然性,但全球仍然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国际货币体系等公共产品存在内在缺陷,尽管联合国、IMF、G20等全球公共平台的作用在加大,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未来必须加强应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

——摘自《世界经济调研》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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