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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调整面临的问题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2、3期  来源:《世界经济调研》2018.11.8   时间:2019/4/15   


 

    21世纪的资本主义面临着诸多挑战,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突出,一种自我的危机意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蔓延,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压力正在促使各国进行相应的政治调整。但迄今为止,这种调整受到了社会大众认知变化的影响。资本主义面临的深层危机实际表现为对民主制度安排的挑战,而社会意识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组织行为的实用主义泛滥趋势等,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取向。对此,中国既应重视西方国家政治挑战对传统国际秩序变更的长期影响,也应汲取其经验教训。

一、社会大众的认知变化

    进入21世纪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大众对自我的认知出现了明显变化,从一度的信心满满变得越来越困惑,甚至自我怀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政策选择。

    首先,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感引发了对世界旧序的怀疑。后冷战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自信满满的西方国家热心致力于引领全球化进程,实质是基于自由主义秩序观。但两方面的形势交叠在重挫这种自信的同时,也致使人们对这种自由主义秩序观产生怀疑:一方面,西方国家倾情构建的全球经济秩序加剧了国家间竞争,却未能阻止自身相对地位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与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形势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经济上的繁荣未能转化为国内的普遍社会繁荣。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繁荣似乎只是为少数精英集团所享有,西方社会大众从中所感受的却是一种愈益明显的压力和新的不安全感。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与国内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裂痕交织滋生并强化了一种危机感。它引发了人们对既有秩序,确切地说是对基于传统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怀疑。

    其次,社会关系紧张引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动摇。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是建立在两个支柱基础上的,即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经济制度和基于自由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正如二战后的历史经验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的繁荣取决于其经济繁荣与社会繁荣这两者间的相对平衡,但过去几十年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政治议程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在普遍推进的对传统福利体制改革进程以及适应全球竞争的努力中,国家政治乃至超国家的国际组织的活动重心日益转向对市场秩序的保护而非对社会关系失衡的再调整。社会关系失衡的积累日益演化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的分裂趋势,进而导致了社会大众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动摇。

    最后,对传统主流政治的怀疑。人们开始对传统的主流政治及其价值观念产生怀疑。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蔓延是这种现象的直接反映。同时,新的政治极化现象也正在蔓延和发展。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一些非传统的政治行为及其政党力量的更大认可。具体来说,既表现为对非传统政治事务(如移民等事务)的极度敏感和关注,也表现为对非传统的政治行为的认可,如对传统的极右和极左意识和行为,对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认可等。这其实是对主流政党及其政治行为的同质化与精英化不满的一种反应,也是人们对未来变化及其不确定性焦虑的一种反应。这种认知趋向对于那些标榜反精英、反建制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欧美国家未来政治的不稳定性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二、西方传统的民主制度性安排受到挑战

    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自我怀疑和彼此间不信任的问题并不只是源于政治家的无能和不负责任,还源于对既有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

    根据西方传统的理论,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涉及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民主的制度安排如何保护多元主义的价值诉求;二是民主的制度安排的合理单位及其界限。而按照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经典诠释,在传统的民主制度下,代议制是表达和保证民众有效参与的关键。而理想的民主制度的最大政治单位是民族国家。

    但过去几十年,这种制度安排以及它所体现的价值受到了全面挑战。首先,既有的政治组织日益为精英所垄断,后者更为关注的是保护特殊利益(尤其是资本利益)和狭隘的党派与个人利益,而非保护广大公众的利益。其次,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伴随于此的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如欧盟)带来了人们所担忧的“民主赤字”问题。在此问题上,既有的政治组织面临着自相矛盾的选择:一方面,寻求超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发展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尤其为矫正市场的无序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机制。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核心依然集中于国家的现实意味着超国家组织的民主赤字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最后,新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了一系列对传统制度性安排的挑战。技术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媒体的变化在给人们带来一系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直接冲击了传统政治组织的形式和运作方式,最突出的是对政党组织的冲击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怀疑。

    传统民主制度设计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民主参与需求,这是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民主问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分析,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否以及如何与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达成妥协。20世纪资本主义成功的首要表现就是由于两者的妥协而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在过去几十年被打破了。作为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代表和参政平台的政党却显示出从传统的“民主的阶级斗争”向“后民主的政治娱乐”转化的趋向。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缺少了替代性政治方案的现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处在慢性破损中的社会体制。

三、西方民主制度改革与重塑进程受到制约

    普遍的求变心态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改革和重塑。但改革的取向和政策选择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政治意识的模糊和不确定致使改革的方向模糊不清,而政治意识和行为的极化倾向也有加大而非弥合社会分裂的趋势。调整是一种趋势,但围绕调整所显示的社会意识的迷茫却令这一变革的方向极不确定。面对危机,不同的力量都表达了对变革的期望。但不同力量对危机的理解反差巨大,所提供的方案也大相径庭。如欧洲的一些进步主义者寻求在更高层次上重塑欧洲民主。可众多崛起中的民粹主义力量却竭力要使政治的权力由欧盟回到民族国家,因此解体欧盟是其首要政治目标。

    其次,政治结构不稳定,尤其是政党结构的不稳定影响了政治以及政策的发展方向。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大致是建立在其政治稳定性基础上的,而这首先是基于政党的结构性稳定。应该说,基于左右翼政治的西方传统政党结构为西方政治的稳定提供了条件。如今资本主义的调整涉及对既有体制的调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稳定的政治是其必要条件。可目前的欧美国家,尤其是欧洲的政治结构不利于积极的社会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的结构性稳定。一方面,在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模糊、新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的背景下,传统的主流政党之间缺少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而崛起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政治主张与传统主流政党的诉求格格不入。两者间缺少可调和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失衡,尤其是在欧洲社会民主党表现出的整体性衰落趋势之下,主流政党的结构有被打破的趋势。鉴于主流社会缺少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和代表,各种激进政治力量纷纷崛起,欧洲政治的结构性失衡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这种政治氛围将限制积极有效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推进。

    最后,政治组织行为实用主义的泛滥不利于长远的审慎改革。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分析的,西方的民主政治同时内含了两种取向,即其“救世”的一面和实用的一面。前者赋予民主以理想的光环,而后者则突出赤裸裸的利益,包括肮脏的政治交易。民主的“救世”一面虽然不无虚伪,但它不时也会起到抑制实用主义泛滥的作用。两者的断裂往往会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而近期的欧美政治显示,虽然围绕有关民主变革的取向未定,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泛滥却是各国政府以及政党行为的普遍取向。诸如简单的国家保护、狭隘的民族主义、赤裸裸的选举利益等。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满足一部分民众的心理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它不仅不能真正弥合既已存在的精英与大众的分裂的社会失衡,且存在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的风险。

四、应对与启示

    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及其不确定性同时也给世界的变化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至少应从两方面考虑应对:

    其一,应重视并深入研究西方国家政治的结构性不稳定导致的问题,尤其是其对传统国际秩序变更的长期影响。实用主义政治的泛滥意味着传统国际秩序所秉承的自由主义原则有被侵蚀的趋向,需要认真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组织和功能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治理挑战。

    其二,如果从吸取教训的角度来看,我们既需要从长远的战略意义上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也需要在政治上对民粹主义思想的蔓延保持谨慎和警惕。

——摘自《世界经济调研》20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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