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救民企需要三味“解忧散”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2、3期  来源:《镜报》2019年1期   时间:2019/4/15   


 

    “救民企”已成内地政策主旋律。最近人行上海总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倡议“真金白银”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民营和科创企业。中国财政部PPP中心亦表示,将推出政策提高基金投资民企参与项目的比例。

   “输血”民企上下行动

    除金融部门外,其他部委机构也密集发声并出台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8年11月15日发布规范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的11个执法司法标准,其中一项是“如何严格适用非法经营罪,防止刑事打击扩大化”。最高检还强调,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能够采取较为轻缓、宽和的措施,就尽量不采用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

    同期,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对外表示,对因现金流紧张发生债券违约,但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营企业给予必要的财务支持和救助。目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已联合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支持计划。

    商务部近日也宣布为支持民营经济提供多项措施,包括为民企“走出去”搭建更多的平台,取消相关行政收费,以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备案管理制度等。

    这一系列政策和金援行动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民企出现大面积困境,引发社会深层忧虑。

    为稳定军心,自2018年9月下旬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至少四度出面喊话,力挺民营企业:第一次是2018年9月27日在辽宁,第二次是10月20日回信给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第三次是10月24日在广东考察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时。

    第四次则是11月初在北京举行民企座谈会。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面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且有四位政治局常委参加,这在十八大以来是首次。以往此类座谈会在政府和统战系统内召开较多,可见该问题在当前决策序列之重。

    民企遭遇的“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也被开诚布公地讨论。习近平对此提出六大政策举措: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再次强调聚焦支持“小微、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并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便捷高效、稳定透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这是应对经济面临困难挑战的重器”。

    在中央高层号召下,各地政府迅速响应。继北京、上海之后,民企聚集的浙江、广东等地也先后出台具体支持措施。

    11月7日,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签署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三方合作协定的省份。同期,广东省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品质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又称“民营经济十条”),承诺将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并针对生产经营成本提出“降费再加码”。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表示,在该省“实体经济新十条”出台不久,又出台专门“民营经济十条”,突显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打造。其中,工程项目压缩审批时间、降低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外地高管子女就近入学、设备融资租赁等政策“都很实在”。

    一些地方为精准服务民企,还启动相关政务服务。如,贵州省在12月1日开通“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主要受理全省民企经营者、员工等来电来信,包括政策咨询、情况反映、建议意见等三类。

    人民网也在11月下旬推出民营企业问题征集专区,通过线民留言办理机制,把问题汇总至各地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案头。据悉,专区推出以来,日均有效意见回馈为70条。

    其中,民营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集中在“账款拖欠”和“政策执行方式”上,留言涉及企业关停与搬迁、办证难、合同纠纷、执法不当、政策扶持等方面,企业经营者表示,希望执政部门能够“体恤企业心声,为企业解决生存问题。”

    12月上旬以来,福建、江苏、河南、重庆等地高法和检察院先后推出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工作新机制,强调依法审慎处理涉企案件,依法惩治侵犯民企合法权益的各类犯罪等。

反思“悖论”对症下药

    民企之于中国经济,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一组被反复引用的数据是“56789”,即民企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民企获得的实质性待遇,与其地位并不匹配。官媒侠客岛近日刊文称,尤其近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家表现出集体性焦虑”,“大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北京大学教授、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指出,民企一方面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困难,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民企悖论”。

    黄益平等学者还认为,全球危机以来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但其实更加容易观察到的是杠杆率的分化,国企的杠杆率持续上升、民企的杠杆率却不断下降。此前各级政府努力攻打“三大攻坚战”,却在无意中对民企造成了重大打击,环保风暴令许多民企关门,处置金融风险的措施则直接堵住了许多民企的融资管道。

    东北证券在去年第三季度发布的宏观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1至8月内地民企在债券融资方面较去年大幅恶化,已衰退至历史低谷。即使是大型优质民企,其股权融资环境也有所恶化,电器设备、医药生物、电脑等高新科技产业资信水平受到普遍冲击。报告分析师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去杠杆环境下国企部门对民企部门的融资挤兑”。

    依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2018年前十月,山东、北京、深圳、河南等17个省市的当地国资已出手“拿下”共29家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这些上市公司引进国资作为控股股东或重要战略股东。此举引发了不同的解读声音,认为国资“抄底”者有之,认为这是“相互合作”者亦有之。

    再从企业利润数据对比看,2018年前9个月,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23.3%,而民营企业利润增速只有9.3%。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18年民企出现了利润增速和利润总额背离的情况。统计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26万亿,同比下降了30%。而今年同期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5万亿,同比增长了20%。

    这一情况的统计学解释是,符合规模以上要求(主营业务年收入2000万人民币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实际变少了,那些消失的企业没有被统计到,出现了“幸存者偏差”。民企与国企的数据对比也说明,从规模以上工业中消失的是大量的民营企业。

    同时也应当看到,民企面临的困境不仅有主观因素,还有复杂的周期性、结构性原因。

    从外部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在发生变化,保护主义抬头,对出口主体的民企产生了冲击。从内部看,中国经济也在转型升级,一些民企过去经营比较粗放,环保、社保、品质、安全、信用等方面不规范,既面临市场的优胜劣汰,也面临监管合规的压力。

    以时间的长轴观察,可以把中国经济的改革历程分为两个阶段。以2008年为界,中国经济从低收入水平提升到了中高收入水平,亦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低工资、人口红利等要素推动。此后的增长则更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

    虽然外部需求有疲软之势,  但中国企业的内生创新能力十分顽强,这是中国有希望转型成为创新型经济体的重要基石。

    魏尚进、谢专和张晓波等学者2017年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论文指出,中国在研发资金和人员上正迎头赶上,已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且,在专利数量上中国企业的表现比其它国家在类似的收入水平阶段要好。

    该项研究还分析了过去十几年的经济数据,得出中国在创新领域存在“资源错配”的结论。论文的作者们认为,整体而言,私企和外企每投入千万研发资金的专利产生数量是国企的三倍,但后者却获得了更多补贴。

    根据模型推算,如果能够减少创新补贴的投入错配,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或可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民企作为创新的基本细胞,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只会变得更加重要。从国家层面的高度解决民企发展中的困难,是非常必要的,也需要系统性地对症下药。

深化改革三味药救民企

    从中央近期政策的方向看,对民企定向信贷放松、减轻税费等,在短期内将令经济形势整体企稳。而从中长期看,要切实打消民企忧虑,真正释放社会生产活力,还需要三味“解忧散”。

    第一味“解忧散”:尊重契约稳定人心

    “忽冷忽热”的政策并不能彻底打消“观望”情绪,只有合理化、科学化的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显化的政策逻辑,才能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财政部长楼继伟近日在公开发言中表示,运动式推进工作的做法仍然存在,例如在治污过程中,为达到硬指标甚至数量指标,对设施农业和一时未达标的领域“一刀切”地关闭,而要校正这一错误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有契约精神,要想建立信用社会,政府要先讲信用,而尊重契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2018年,企业反映最强烈的是减税降费。但2018年上半年税收增速超过GDP,表明整体税负还在提高,加之有地方工厂被迫缴十年社保的消息传出,一度令市场感到迷茫。所幸,国务院常务会议及时回应并“拨乱反正”,确立不允许追缴的原则。

    “尽管如此,是否能管得住全国各地那随时可能伸出去的手,市场依然弥漫着疑虑情绪。”《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公众号“侠客岛”引述企业家观点指出,“我们期待更加明确的法规和制度来约束,让市场放心。”

    对此,已经达成共识的改革应尽快推进,涉及法律契约的要严格遵守,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才能稳预期、稳人心。而人心稳,则能很大程度上熨平外部波动。可以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澎湃动力,来自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

    第二味“解忧散”:扩大参与协商动态调整政策

    一些设计初衷良好的政策,到了执行层面却变形走样,有时是压力层层传导的缘故。在只对上负责,做不好就摘乌纱帽的情况下,即使基层对改革对象的情况掌握可能更加精准,但依然缺少良性执法的余地。

    因此公共政策目标不在于“高”而在于“实”,充分进行调查研究是提升政策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条件,而政策的可操作性是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下运行的重要前提。

    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扩大参与协商空间,逐步将多种社会主体纳入政策制定和运行体系中,同时建立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以进行阶段式、参与式评估,精准预调微调,缓解政策风险释放的时滞效应,不断优化政策执行路径和效果。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近日坦承,前期一些政策制定和执行问题确实“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他表示,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

    体制内的上述反思,体现了及时纠错的务实态度,向市场释放了良性信号。

    第三味“解忧散”:思想再解放治标到治本

    内地知识界的普遍观点认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市场化方向改革,是解决当前经济症结的治本之道。其中有涉及敏感领域的改革,实质上是思想再解放的问题。

    例如,内地还有行政改革的空间,现在政府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共有5级或6级,可以在不影响效率的情况下考虑减少一级。行政管理层级扁平化改革后,政府收入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扩大公共投资或减税降费范围。

    再如,能否将“竞争中性”作为治理经济的重要原则,让所有商业主体在经营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

    近期,无论庙堂还是民间,“竞争中性”被多次提起,引起市场关注。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澳洲,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所宣导的国际标准。“竞争中性”的本质是将政府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政府职能隔离,防止企业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获得不当优势。

    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围绕“竞争中性”已经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启动国企改革双百行动、调整行业补贴政策以及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与以往相比,政策落地速度明显加快。11月30日,瑞银成为首家外商控股券商,而外资控股的合资汽车公司也即将出现。

    这些努力值得称许,但要改变近几年国企与非国企的境遇落差,还要继续在公司治理、融资环境、行业准入等方面深化改革,确保所有企业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层开竞争。

    10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上,出现了坚持国有资产监管“生产力优先标准”的新表述。北京观察人士指山,这是对此前“坚持其他标准优先”的一次重要校正。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每到转折的关键时期,民企和国企的角色、地位就会被反复讨论。而每次思想交锋,也是十字路口选择的重要“先声”。

——摘自《镜报》2019年1期



友情链接: 重点学科专题数据库   学科导航数据库   广东省情快讯   《教研信息》网络版   教学案例数据库   文献传递   统计数据库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图书馆

主编:张丽红    副主编:桂晓玲    校对:孙雯雯

020-8312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