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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备战经济“熊市”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2、3期  来源:《镜报》2019年2期   时间:2019/4/15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各方为40年举办庆祝活动之时,中国经济却始终挣扎在“L”型底部区域,在经济下行泥潭中步履蹒跚。

    多期叠加  内外交困

    2018年,中美贸易战刺刀见血,国内实体经济低迷,民企信心走低,人民币汇率走贬,楼股疲态尽显,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交织的复杂局面。

其一、下行压力加大

    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逐季明显加大。第三季度GDP增速降至6.5%,为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值。

    中国制造业PMI连降四个月,12月录得49.4,较11月回落0.6%,自2016年8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创34个月以来最低,凸显经济疲软局面。

    经济下行大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进一步收缩。10月份,社会融资增量(7288亿)创两年多来新低,非金融企业贷款(1503亿)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新增人民币贷款从1.38万亿降至6800亿左右;M2增速更从1至9月的8.4%下降到8%,下行幅度均超出市场预期。1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948亿元。

    新一波企业关门潮、失业潮涌现,中小型企业PMI持续位于50以下,民营经济退场论更加剧企业家信心不稳。

其二、楼股疲态尽显

    密集调控下,作为提振经济的最强发动机——楼市亦显疲态。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10个被监测的典型城市(北京、深圳、成都、杭州、南京、青岛、金华、苏州、无锡、厦门)二手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2%。一级市场土地流拍,二级市场促销打折,知名房企或紧急收缩,或海外高息发债,房企大佬万科更高喊要“活下去”。

    与楼市一同遇冷的还有股市。2018年以来,A股跌跌不休,令不少投资者跌到“怀疑人生”。

    2018年多个交易日,A股超半数股票的换手率低于1%,部分个股长时间“成交休克”。零成交(或极低成交)个股占比明显抬升。12月更出现单日超过459只个股零成交的现象。高比例质押比比皆是,大股东爆仓如影随形。数据显示,沪指从年内高点3587点起一路下行,跌逾两成四,两市市值蒸发14万亿元。

其三、消费不振

    消费是当前中国政府最倚重的“三驾马车”之一。但2018年以来,消费马车羸弱不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不断下滑,从2017年全年的10.2%降至2018年1至10月的9.2%: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拉动率第三季度亦出现了下滑。11月消费亦延续萎靡趋势,同比仅增8.1%。

    以过去几年被视为消费升级标志的智能手机为例,今年1至10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3%。11月汽车销情亦不见好转,下滑趋势未变,地产销售低迷亦掣肘楼市相关耐用品消费扩张。

其四、投资疲软

    由于基建和房地产是投资发动机,在楼市熄火和基建拖累之下,2018年中国投资数据亦出现大幅度下滑,投资增速料下探5%左右。

    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加大,投资原本可大展拳脚,但由于各地控制隐形债务,以及偿债期到来,投资加码难度加大。受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能过剩等压力,制造业产能投资增速从2011年的31.8%,降至2018年前10个月的9.1%,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平均水平。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亦从2014年的21.8%,大幅放慢至2018年前10个月的3.7%,且有进一步放缓迹象。下滑最为明显的为房地产业投资增速,从2010年的33.2%,一路降至不足10%。

其五、频繁爆雷

    数据显示,今年债券市场已有100多只债券违约,违约总金额达1000亿,超过前四年总和。    网贷之家数据亦显示,截至2018年7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6385家(含停业及问题平台),其中问题平台累计为2286家,11月新增问题平台165家。创近一年以来新高,该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爆雷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持续,不仅债市、网贷行业本身,且开始波及实体经济、各大企业,诱发了其他行业的资金链危机。

备战“熊市”须过五关

    展望2019,从外部而言,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回落、全球金融周期持续错位、中美博弈冲突均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而从内部观之,传统增长引擎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房地产投资遭遇价格泡沫风险,制造业产能投资面临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能过剩等压力,基建投资受限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官方亦承认,当前国民经济外部挑战变数明显增多,国内结构调整阵痛继续显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中有缓,下行压力加大。

    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备战萧条的“大调整”关键时期,且此过程或将延续3至5年。而要从萧条泥沼中走出,至少有五重大山需要翻越:

其一、外部风险

    2019年,美国经济面临调整,以及全球不断收紧的货币条件均将利空世界经济增速,加之美国加息可能带来全球资本市场震荡,中国外部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8年秋季《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8年、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7%,均比4月的预测低0.2%。

    当前,全球经济扩张均衡性已下降,摩根大通制造业PMI亦从高点回落,在全球贸易局势趋紧、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逐渐累积,对全球经济增速均产生一定影响。

其二、中美贸易战

    由于中美贸易谈判存在反复性,倘若中美之间无法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2019年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从10%加码至25%,将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打击,明显拖累经济下行。

    据估算,美国对中国2500亿产品加征25%关税,或拖累2019年GDP增速0.8%以上。贸易战还会导致全球需求放缓,负面拖累企业利润和员工工资,并进而分别影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事实上,2018年年底的出口数据已显现拖累效应。尽管抢出口因素明显,但10月份中国PMI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仍仅为46.8%,创33个月以来新低。2019年,中国进口回落程度或低于出口,净出口将进一步拖累GDP。

    美国激进争夺海外市场,全球贸易进入“存量博弈”,贸易争端或将长期化。长线贸易战下,部分针对中国市场的新产能可能转出中国,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长期显现。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出口增速已低于东盟出口增速。

其三、汇率走贬

    201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下跌逾5%,录得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

    2019年,随着加征关税和贸易战等不确定性影响出口,人民币将面临更大贬值压力。预计2019年货物外贸顺差占GDP比重将降至2.8%,年度经常帐户顺差或将消失、并或出现24年来首次逆差。

    汇率走贬下,近期中国资本外流压力有所增加,2018年9月、10月外汇占款分别减少1194亿元、916亿元。

    人民币大幅贬值削弱市场信心,已导致资本恐慌性外流。外部平衡恶化,无疑将威胁国内金融系统稳定性。而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除了外部风险外,还缘于内生增长动力缺乏,因此,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恐将长期存在。

其四、债务惊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持续处于加杠杆过程中。有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中国GDP比率或高达60至70%。

    社科院报告亦显示,中国约有15%的县(市)债务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如考虑到无法完整统计的隐形债务以及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偏差,这一比重将会更高。

    除了地方债外,企业负债和居民负债亦不容小视。相关数据显示,企业负债占GDP增长的159%,个人负债占GDP总量55.8%,与政府债三项加总,整个社会负债已占GDP总量的250%

    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调控不会显著放松、宏观经济增速仍在探底、金融严监管方向不变,债务风险或会在2019年加速暴露。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将难以为继,甚至陷入违约险境。

其五、弱信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随着经济下行走势难改,2019年仍将是“弱信心”的一年。

    经济低迷,失业增加,物价低迷,均将影响信心走低。据预测,2019年GDP增速将进一步下探至6.3%,较2018年下滑0.3%,投资增速为5.9%。消费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净出口将负面拖累GDP增速0.5%;房地产和制造业数据转弱。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亦预计,2019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位于6.3%至6.5%区间,其中房地产投资可能在5%到8%区间。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更表示,受房地产降温、抢出口效应结束、信贷周期下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料2019年经济增长6.0%。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者信心下滑,将加剧消费者信心走弱。民营企业家和股市债市信心的“合成下滑”,反过来亦将加剧中国经济走出泥沼难度。

改革托底稳外安内

    外部风险加之内部低景气叠加形成内外冲击波,导致2019年将是极为艰难的一年。

    中央政治局会议亦承认,2019年,将总体呈现下行压力加大、不确定性更多、风险和挑战更加复杂的局面。

    经济学家余永定亦指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现在最危险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稳定地往下走,按照这种速率,不出五年,经济增长周期就快没了。

    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每当中国经济增速处于趋势性下行的历史关口,通过大刀阔斧推动结构性改革,才能使得中国经济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经济增速换挡和新旧动能转化远未结束,发展模式亟待新一轮转型。在内外多重压力挤压下,中国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全面出现。

其一、开启供给侧改革2.0版

    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和中国改革的新窗口期决定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全面步入新阶段。而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全面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版已是势在必行。

    开展新一轮供给侧改革,首当其冲应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灯作用。大力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降低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划清红线,不能越界。

    其次,破除垄断坚冰刻不容缓。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应向民营企业大力开放教育、养老、医疗、金融等服务业部门,给民营投资以新出口,避免进一步的国进民退。

    此外,须改善营商环境,降低民企经营成本,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的制度,强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破除国家信用背书,引入破产淘汰机制。

    再次,尽快培育新的需求增量,高品质发展时期,消费应成为新内需,增长品质优先于增长速度。尽快发挥新生增量的替代作用,避免青黄不接、经济失速。

其二、避免“一刀切”调控泛化

    具体调控中,应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明确界定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等目标,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

    事实上,中国诸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后遗症。避免“一刀切”和新计划经济手段“复辟”,避免政策效应同向叠加、用力过猛是题中之义。

    归根结底,“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而在于市场主体对长期战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可预判的公平竞争环境。以政策确定性对冲转型期的不确定性,长期的改革和经济的增长才可期待。

其三、稳外安内

    对于中国而言,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但集中力量练好内功才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存在诸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相比于外部环境变化对经济的干扰,内部问题是主要矛盾。如对内部问题解决不好,将无法实现经济转型的反复运算升级,更无法彻底走出下行泥潭。因此,对内要利用机会窗口有效加速财税改革、土地改革等关键的市场化、基础性改革。

    除了开刀“安内”外,还应做好“稳外”工作,将当前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开放动力,以更大范围的开放姿态和更真枪实刀的改革举措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内外并举,中国才能摆脱低迷期,步入反弹区。

    2019年中国将迎来新中国建国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亦大限将至,妥善应对化解内外冲击和危机,走出经济下行泥沼,可谓不容有失。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改革是最大红利,亦是经济转向高品质发展轨道的必由之径。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国内外风险集中释放期和改革新窗口期,在多重寒流、急流夹击下,中国惟有以改革托底、开放搭桥,用改革开放对冲化解多重挑战和阻力,才能有效稳增长、降风险,并在“熊市”泥沼中抽身而出并全速前进。

——摘自《镜报》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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