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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官员评述中国独特而有效的改革模式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2、3期  来源:《参考资料》2018.12.13   时间:2019/4/15   


 

    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11/12月号刊登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国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改革40年》,摘要如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快将成为从低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少数国家之一。

    要理解中国的改革,首先要把历史记录搞清楚。虽然这方面已有大量专著,但历史记录仍在不断变化。理解中国过去的改革及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对中国未来的改革也很重要;理解中国走过的路、作出历史性决策的背景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政治家们决定下一步怎么走。而且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为效仿的榜样,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能帮助它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乞丐变成富翁。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改革遵循了主流经济学家建议的许多“药方”。中国开放了贸易和投资,逐步放开物价,实行所有制多元化,强化产权,控制通胀。持续的宏观经济稳定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和快速城镇化,而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但这样说就把中国的改革简单化了,模糊了中国改革的实质。正是中国改革采取的独特方式才使得中国的改革经验很令人感兴趣。

    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渐进式、实验式的模式,与东欧和苏联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中国常常被人拿来与其他经济体作比较,但无论在初始经济条件、政治发展还是外部环境方面,中国与它们都截然不同,因此这种比较的意义不大。同样,与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改革作比较似乎也不合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远比1978年的中国更接近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它们的改革——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的复杂程度也与中国不同。

  改革开始时,中国是以农村、农业为主的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中国有近25年的中央计划经济历史,在经历大跃进失败和文革动荡之后遍体鳞伤。既没有融入全球经济,也没有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国内层面,由于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要求,如果爆发战争各地区要能够在经济封锁情况下生存,因此虽然工业生产效率不高,但也远不像东欧和前苏联那样集中。在中央计划放松的情况下,地区间及企业间的竞争成为可能,从而避免了寡头垄断。

  或许最重要的是,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是逐步实施的,政府和执政党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毫发无伤,所以中国才能集中精力推进经济和社会转型。

中国是怎样改革的?

  (一)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始于农村地区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并采取一些初步措施对外贸和外资开放经济。金融部门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推进也是渐进式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相关讨论,到90年代中期开始加大力度。“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即以实验的方式实施局部改革,先在少数地区试点,实践成功后再进行推广。直到1993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提出了更广泛的总体战略,但实施过程也是渐进而非全面推进的。

  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规避反对改革的政治阻力的一种办法。第二,在严重扭曲的环境中,在不太可能采用“最佳”方案的情况下,采取渐进式的实验性改革是一种务实做法。第三,实验性改革可能更符合中国文化。如果试点不成功,可以放弃,而不会被视为政策失败。

  (二)权力下放与激励

  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成为在中央政治领导的范围内取得进展的一种有力工具。省级和地市级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权限。省、市甚至县被允许甚至鼓励开展具体领域的改革试点。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政府政策,很快在全国推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通过权力下放变成了一个改革试验场。财政体制和党内政治组织是使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关键。

    干部升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提拔官员的主要标准是实现增长、创造就业、吸引外资、保持社会稳定和计划生育达标。

    (三)务实主义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中国的改革模式为其形成自己独特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空间。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改革道路上特定时点的需要。从计划经济衍生出的“双轨制”是所有过渡性制度安排中最突出的一种,它允许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价格继续存在,以避免生产崩溃,但在计划经济的边缘也允许非计划经济出现。

    过渡性制度安排最成功的例子或许是乡镇企业。这是一种在计划外运行的企业形式,遍及中国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归地方政府所有,并在一定程度上由地方政府管理。这些企业从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大队衍生而来,在扩大生产规模和创造就业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四)改革的制度化

    对于其他希望实施改革的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对改革及新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政策的工作已实现制度化。改革初期,从社科院开始,各种智库机构相继出现,以从事改革研究和经验推广。影响力最大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是世界银行的合作伙伴,与世行联合编写了许多分析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7年成立了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其职责是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以供其他国家借鉴。另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是国家体改委,其职责是提出体制改革建议。

    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可以把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探寻市场的改革,从1978年至1993年;建设市场的改革,从1993年至2003年;强化市场的改革,从2003年至今。

    随着2006年中国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16项超级工程的推出,产业政策重回政府日程的首要位置。“十三五”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都对此做了进一步强调。经济中的产业政策回归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快速加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国内经济刺激计划,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充足资源以实施产业政策,并要求国有银行和企业助力政策的实施。

  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中国似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存,产业政策引导市场。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全球金融危机无疑加强了这种看法。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问题,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这一制度如何有效地帮助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未来如何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中国的产业政策如何与过去曾使中国受益、在近年来保护主义崛起背景下得到中方大力支持的国际经济制度保持兼容,现在就这些问题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那些认为中国一旦“过了河”就会抵达熟悉的彼岸——与经合组织国家大同小异的市场经济——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了。

——摘自《参考资料》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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