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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湾区关键在创新

《台港澳文摘》2019年第2、3期  来源:《香港商报》2019.2.25   时间:2019/4/15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日前出台。在“大湾区”建设中香港定位问题已经解决的前提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法律适用地区)和三个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的制度差异如何平衡相融衔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发展规划纲要不会像施政报告般,有具体措施可以立即落实执行,内容主要是制订大方向,然后由三地政府在中央部委配合下去设计,探讨有什么要制度创新等。这对于企盼规划纲要的公布有解决制度差异、克服融合障碍的具体政策措施和细节指导方案的一些人,似乎难免有些失望;此前就有评论认为:“把这种障碍说成是一种‘优势’,至于如何克服这种“障碍”,变不利为‘优势’,却未见提出实质性的解决办法。”从中,其迷惘心态可见一斑。

转制度差异为竞争优势

  事实上,“大湾区”的建立,本身就是综合利用,创新体制机制,寻找港澳自由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的一种创新探索,解决制度差异及融合障碍,并无现成的路可供依循。中央总体规划方向定好之后,具体的措施办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开拓,披荆斩棘,择善而行。

  笔者以为,港人应更多关注的,反倒应是林郑特首的讲话中,强调的有关香港参于“大湾区”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会影响“一国两制”的贯彻落实执行,不会弱化香港本身制度的这一基本原则。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港澳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就曾指出:“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们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也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坚持“一国两制”,充分发挥港澳独特优势,促进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保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不仅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需要,也是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是由国家的战略需要决定的。

  从规划纲要的香港国际城市的定位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将更多地担当起内地发展“引进来”、“走出去”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在港澳融入大湾区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大湾区”势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着力区域。国家将充分利用港澳与湾区的融合,探索构建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新路,缓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因制度差异而带来的摩擦,实现和优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广泛和顺利的经贸、投资合作途径,降低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纠纷,它将为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一带一路”建设,为双向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支撑。

港须“风物长宜放眼量”

  那么今后在湾区建设过程,制度产生的矛盾怎么样解决?粤港澳不同的利益考虑如何协调?湾区各个城市之间存在的竞争怎样平衡?毕竟内地与港澳地区在政策法规、管理体制、办事程序、技术标准、思维习惯等方方面面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毕竟不同制度的融合在世界都未有先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笔者以为,港人“风物长宜放眼量”,应该相信国家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决策及统筹创新能力,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民族复兴的坚定决心。大家不会忘记,40年前,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改革开放,号召抛弃旧的条条框框,大胆创新,不是有人对此政策充满疑惑和顾虑吗?不是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吗?结果中国人靠“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通过40多年的探索努力,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国家富起来,强起来了。

  又比如,香港回归前夕,中央提出“一国两制”,部分港人忧心忡忡,社会有大量言论认为“两制”理念不同如何接受?甚至有报章发表《和尚庙里怎么容得狗肉煲》为题的社评,质疑调侃“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如今20多年过去,结果港澳回归开创了人类社会“一国两制”的先河,给了世界一个惊喜,今天,它的成功谁否定得了?

可鉴港珠澳大桥成功经验

  其实粤港澳三地在港珠澳大桥的整个兴建与开通过程中,便已开始着手实施和解决三地制度及多种区域性差异带来的阻碍与困难了。这个可贵的成功实践经验,对今后湾区的融合协调是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据工程人员透露,推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是由争议发展到大桥协调小组提交协商论证议案,重大事项交由中央定夺再反馈地方实施的民主决策过程。这个过程香港的角色始终吃重,前期工作由香港牵头,工程技术标准上存在标准差异,就确定以“就高不就低”原则,比如香港工程设计用的是国际高参数标准,使用寿命周期是120年,内地的是100年,所以就采用120年;内地的车道宽度是3.75米,香港折算下来是3.6米,就按内地的执行。事实证明,三地协议是大桥成功的“基本法”。以三地协议为基础,三方合理明确地阐明各自的许可权范围和议事规则,只要把握好各自的定位,力求三方的互补性能够最大限度得以发挥。当然,此中中央支持推动是大桥建设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主席指出:“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创新。要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流通。”事实上,大桥兴建过程由始至终贯穿着“创新”精神,尤其在法律相融和接轨层面有不少新的尝试。由于港澳地区与内地实行不同的法律体制,港珠澳大桥投资建设的法律环境极为复杂,不少决策问题涉及三地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主要包括粤港澳三地协议以及前期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政府授权及司法管辖权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公共事务管理问题,如出入境管理、海关、边防、治安、检验检疫等,都受到三地法律、行政法规约束,解决的方法就是大胆地通过三地法律协调以局部服从整体消解法律冲突,力求在不损害“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以创新机制来解决当中差异。

    港珠澳大桥的成功兴建开通,证明“一国两制三地”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当然,港澳融入湾区以及湾区的建设,比起港珠澳大桥建成开通复杂得多,依然还有一个继续创新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完善的过程。作为港人须坚持发挥香港所长应国家所需,进一步发挥香港的优势,全情投入“大湾区”和国家发展大局中去。

——摘自《香港商报》20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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