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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专家文章《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启示》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12期  来源:《参考资料》2018.10.23   时间:2019/1/11   

西专家文章《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启示》

 

    西班牙《起义报》9月15日刊登西班牙经济学家巴勃罗·达瓦洛斯的一篇文章,题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启示》,摘要如下:

    经济危机的概念引发了经济领域广泛而深刻的争论。马克思和凯恩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最主要的理论家,他们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固有的。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兴起、巩固和激化迫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经济危机的概念。

    这是一场脱离经济坐标、直接跳到政治政策的讨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已经引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必须要用超出学术界的视角看待经济危机,使其成为政治辩论的一部分。

    如果你最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异常或功能障碍,那么经济冲击的衍生物会将经济危机置于另一个层面:触发那些可能导致新自由主义变革激进化的可能性条件的层面。事实上,将那些宏观经济调整和稳定政策以及相对应的财政紧缩政策严格地运用在拉美、非洲和欧洲一些国家是非常困难的。

    目前急需的是一场反思,深刻理解到经济危机的概念不仅仅包含可能推动经济模式过渡的战略措施,还是一场巨大的全球性变革的一部分,而危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触发性事件变成了结构性现象。

    这种巨大的转变影响了政治内容、民主形式、现代国家的动态以及界定全球积累的模式。所有这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危机靠拢,将其视为核心,从中产生必要引力,使得全世界围绕着新自由主义及其变革旋转。

    为了使战后建成的福利国家解体,同时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巩固,必须得到社会对这种解体的合法化,并达成一项共识,即市场是连接社会关系和体制框架的主轴,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这一概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为它允许迈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经济和体制各个层面的融合。

    因此,尽管常识认为经济危机代表着资本主义体系的错误及其衰落的象征,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现在正需要危机来确保自己的存在。

    如果不存在危机,就要创造出危机,因为有了它才能打开必要的政治空间,使得包括社会和政治监管手段在内的市场机制能够在社会内部展开运作。

    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市场可以被视作供需之间通过价格逻辑相遇的空间,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市场是调节整个社会并定义其权力关系框架和形式的空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变化,因为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来说,这意味着所有从政治和现代国家中定义的规范社会的流程和机制如今必须建立在市场是调节整个社会并定义其权力关系框架和形式的空间的基础上进行阐述和定义。

    因此,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对立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实际上,具有不同结构和动态的社会现象只要可以嵌入统一逻辑中,就不会相互对立。

  在将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的同时,新自由主义使用个人自由等带有强烈的伦理意义和公理化衍生意义的概念,将市场嵌入政治范畴中,并通过这种方式将其打造成一个政治概念。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诉求纯粹是战略性的,因为这帮助它将市场范畴拆分到个人利益层面,并由此将其转化为一种社会责任。

  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中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对立,而是市场机制内的国家社会性规则的政治能力与国家现代暴力全部力量之间的对立。因此,谁控制市场、控制政策,就能控制社会。离开市场坐标的人之所以可以重新被嵌入内部,完全归功于国家暴力。

  不过,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社会以及各个不同阶层能够承认市场作为解决政治冲突和展开社会斗争空间的合法性。

    为了生成这种断裂和异化,就必须创造一个社会破裂的事件。这就是经济危机及其启发性角色的暴力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始终是政治手段,尽管它看上去是经济现象。实际上,经济危机使界定和构建了社会监管体系的政治进程解体。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社会感受到超出危机本身的一些东西的威胁,并且没有任何应对或运作能力。经济危机似乎是由外部社会和社会无法控制甚至认识的市场力量创造的事实。这些触发危机的市场力量成为了威胁所有人的“哥斯拉”,具有破坏性能力,但几乎没有解决办法,只能耐心等待其逐渐远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更能让人联想到自然灾害,而新自由主义将这种“自然灾害”作为其策略的一部分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尽管经济是社会的一份子,是人类创造了它,并且在日复一日地重建它,但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变成一股陌生的、来势汹汹的力量,最吊诡的是,变成了一种非人的事件。

    危机越深重、越激进,社会必须做出的牺牲就越大。在正常情况下,社会不会允许那些对其进行保护的体制框架解体,例如保护最穷困人群的社会救助体系、保护退休人员、儿童或遭遇暴力妇女的救助计划等。但当经济危机爆发时,社会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曾经不能拿来讨价还价的问题被拿上谈判桌。危机的启发性作用是强大的,因为触发它的原因永远不会与那些缓和它的因素重合。

    新自由主义深谙经济危机的启发性作用。新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罗斯福在1929年利用经济危机进行新政谈判并建立福利国家的方式可以为他们所用,只不过以相反的方式进行。历史教会他们的是,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利用危机,还能为他们带来利好。

    新自由主义需要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时使他们从经济过渡到政治继而迈向社会控制权的必要门槛。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社会有可能自卫,而新自由主义面对的机会将很有限。

    由于经济危机,工作可以在没有工会积极抵制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灵活;由于经济危机,紧缩政策可以激进化,不会有对其提出质疑的社会运动;由于经济危机,可以消除阻碍跨国企业的任何法律、社会、政治或制度障碍。此外,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也可以贬值货币、削减用于社会的财政支出、取消社会补贴、限制公共就业岗位准入、卸下保护主义,总的来说,就是拿出所有财政紧缩政策。

    新自由主义正在引发的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将经济危机作为核心要素。新自由主义理论从深层来说是永久性危机的理论。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可能有必要勾勒出一个新的假设,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必须得到引申,这可以帮助我们以更连贯的方式理解和定位晚期资本主义的内部动态。

——摘自《参考资料》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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