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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用人制度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12期  来源:《广角镜》2018.12.15   时间:2019/1/11   


 

    如何选人用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一党执政制度的国家来说,始终是一项关键任务。

    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几乎与中国共产党同时诞生,但正常的工作业务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来,而真正成型则要推延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建政初期。

    中组部在过去九十年时间里,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体系以及独特的文化氛围,成为中共执政必不可少的核心机构。有人将中组部比作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部(HR),其管理着全国八千万党员、约六十万党政领导干部,这还不算中共十九大后新并入的国家公务员局和中编办。

为政者为什么要选贤任能?

    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两条,第一是“党管干部”,第二是“职务名单表”。各级组织部门按照“许可权”管理自己“名单”上的干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各级组织部门的管理许可权开始步入常态并延续至今。直到今天,这套制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有言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贤任能不仅是今日中共干部选任制度的重要特征,从更深层次来看,更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深厚土壤。

    为政者为什么要选贤任能?这样的要求使得中共必须将最优秀的人力资本吸纳到党的组织中来,使他们成为实现国家良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从党的干部制度来看,“选贤任能”不仅仅包含了好干部的“选”和“任”两方面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干部选任的贤能导向之下,形成了一整套高效运行的优秀政治人才供给体系,从而使得中共的干部制度乃至中国政治制度形成了几个方面的重要优势。

    1978年以来中国的重大改革和政策变动稍加回顾,中共总结出一套《干部任用条例》。2012年十八大之后,在用人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经过2014年1月的修订,这个文件改称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详尽地规定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选拔程序,从严把握、破格提拔。

    由此可见,中共的选拔任用制度是程序化和制度化的,中共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有着自己的一套专业性标准,对人事具有控制权的组织系统的人员也都是经过一部分岗位的历练,自身的政治履历更加完备后再去选用出其他干部。因此,用“选拔制”来定义中国的这套政治体制是恰当合适的。这套制度也将中国的政体与其他政体区别开来。

    选拔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使得政府官员拥有长远的眼光,不那么受机会主义动机所驱使并注重维护良好的声誉;选拔制的另一个优点是官员愿意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能力、积累资历。

    有研究表明,制度化程度是决定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成就也许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共的干部制度化。

    因为经济增长是中共在相当长时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员选拔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关键性标准就不足为奇了。有研究发现,曾经有一段时期GDP和税收增长显著地提高县级官员的晋升概率,对市级官员的效果也比较显著。

用人标准具体化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中组部长陈希在进一步阐释中共选择干部的标准,指出选好人、用对人,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励。陈所提出的用人标准也逐渐落地,包括五个方面:一看政治忠诚,是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二看政治定力,是否坚定“四个自信”。三看政治担当,是否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四看政治能力,是否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五看政治自律,是否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陈希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为选拔各级官员给出了最新标准。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官员有机会、有舞台。陈提出了  “五个过硬”要求: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具体工作中,要做到“五个坚持”:

    一是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官员。

    二是坚持从对党忠诚的高度看待官员是否担当作为,既看日常工作中的担当,又看大事要事难事中的表现。

    三是坚持有为才有位,突出实践实干实效,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官员有机会有舞台。

    四是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官员,公平公正对待官员,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官员,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

    五是坚持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官员,该免职的免职、该调整的调整、该降职的降职。

    陈希还表示,“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  “深入宣传一批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先进典型,对重大典型要打破常规大胆提拔使用。”

    陈希曾对没有担当的官员进行过画像:有的明哲保身、“爱惜羽毛”,在大是大非面前当所谓“开明绅士”,甚至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无动于衷、置身事外;有的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对自己政治前途有利的就上,没利的就躲,遇到重大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没有态度,甚至故意耍滑头、当“墙头草”。陈指出,这些人表面上很风光,但骨头不硬,关键时刻靠不住。如果官员队伍中这样的人多了,就会贻害党和人民事业。

    陈还强调,“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根据具体情节该免职的免职、该调整的调整、该降职的降职,推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对那些不作为、慢作为的,作风漂浮、热衷搞花拳绣腿的,消极懈怠、萎靡不振的,不愿负责、不敢碰硬的,都要坚决处理、果断调整,形成调整一个、教育一片、警示一批的震慑效应。”

    回溯历史,1982年,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负责后备干部的选拔任用并有专门名单。1985年,名单上已超过十万人。2000年,中组部规定,“后备干部一般按领导班子职数正职一比二、副职一比一的数量确定”。2009年,中央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拉开了跨度长达十二年的后备干部培养大幕。不过,与“干部职务名单”不同的是,“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名单上。

    习近平要求各地“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组织部门有意地将有前途的年轻官员放到预备干部队伍中。一个锻炼他们的重要方法就是让他们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岗位上担任职务。他们通常会被安排到县级或市级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这样就能锻炼出统筹应对复杂多样任务的能力。有了这些经验,当官员担任国家的高层领导职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有信心。

    一般认为,掌控宏观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炼。所以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

    各地组织部长的选拔

    中共组织系统概括可分为两种:上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它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是处理中共在组织方面的助手和参谋,简单来说就是控制整个中国千万党员的任命,并且编制对未来中共领导人详细和机密的报告;下是省级党委组织部,它是地方省份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选拔地方的领导班子。

    中共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干部领导的选拔,因为在如今的官场大变局里,地方组织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既要负责选用干部队伍作风的问题,又要排查处理顶风违纪,弄虚作假的人员,面对严重吏治腐败的问题和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组织部的作用显而易见。

    自今年以来,至少有十二个省份调整省级地方组织部部长,执政团队内部的人事调整是一种正常的新陈代谢现象,但政坛此番密集人事调动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截至目前,甘肃、广西,天津、湖北、上海、四川、浙江,安徽、新疆、辽宁、山东、海南等省份调整了组织部部长。据观察,一般省份的组织部长都是当地常委,排名有前有后,另外有少数省级组织部长还是中央候补委员。

    由于组织部在中共官场拥有极大的人事控制权,因此今年履职的官员备受关注。例如,海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王瑞连被任命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新任海南省委常委彭金辉接替王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资料显示,王瑞连出生于1964年,山东人,1979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西藏工作三十七年,直至2017年调任海南之前,他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近二十六年,足以看出他有丰厚的组织部和边疆工作经验。而之前的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常委于绍良调任到上海市担任当地组织部长、常委。

    1973年出生的杨晋柏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党委成员。此次调整,杨由企入仕,他此前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丁向群已调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65年出生的丁系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被称为“才女”。

    看得出,他们拥有丰富的人事管理经验,这也成了中共用人选人的一个专业化标准,即“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把学有所长、干有所成的干部放在能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专业特长的岗位上,才能更好地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至于如何选人用人?地方组织部在干部的选择上,一个是业务标准的考察,比如一些纪检干部此前曾有过公检法的任职经历,这可以为之后的工作提供借鉴经验;一个是干部的廉洁自律标准,作风硬、口碑比较好的干部相较而言更有优势。

    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共中央完全掌握对官场主要人事的控制权,这种制度设定为量才为用提供了可能,也是地方党委用人的标准。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十八大前,腐败和腐败经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为了追逐利益,很多人不惜违规甚至违法,社会当中的不良风气滋生蔓延甚至盛行。

    中共在用人制度上面临着新的挑战:违规用人、暗箱操作时有发生,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屡禁不止。习近平上任后即强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治本之策。

    反腐风暴令大批官员落马,官场换新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不仅为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划明了诸多“红线”,还对党员的网络生活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严重违纪者甚至会被开除“党籍”。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也不得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据统计,2018年已有多名“老虎”受审或被判刑。其中受审“老虎”分别是: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烽、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被判刑的“老虎”除了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外,还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

    据统计,中共十九大以来受审的“老虎”中,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受贿一点二七亿元人民币)外,还有四名官员受贿金额过亿元人民币:他们分别是:安徽省委原常委、原常务副省长陈树隆受贿二点七五亿余元人民币,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崇勇受贿二点零六亿余元人民币,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一点七亿余元人民币,陕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受贿一点零九亿余元人民币。

    从刑期来看,在十四名已被判刑的“老虎”中,有三人被判无期徒刑,分别为孙政才、杨崇勇和陈旭。王银成、李云峰、卢恩光、刘善桥、李嘉、孙怀山、张文雄、虞海燕、张文雄、苏树林、姚刚刑期从十一年至十八年不等。

    另外,多名大学校长及知名学者走出书斋,踏上当官仕途。舆论对此的分析是此举折射高层用人新思路,有推动管治团队专业化、并加码防贪反腐的“一箭双雕”考量。

    最近,中共密集调整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十二所教育部直属大学的掌门人。其中邱水平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郝平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转任校长,林建华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邱水平本科和硕士均在北大法律系就学,毕业后也曾多年在北大教书和任职。中共这一轮密集调整大学掌门人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或再加强。

    在人事方面,明年内达到六十五岁正省部级退休年龄的就有云南省委书记陈豪、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民政部长黄树贤、农业农村部长韩长赋、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新疆政府主席雪克莱提、广西政府主席陈武等一批官员。

    不久前,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因抑郁症坠楼身亡,他有一个政治身份是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也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中首名离世者。由于多名现任省委书记即将临近退休年龄大限,十九届中委的大幅调职预料将从明年开始揭开序幕。

    公开报导称,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现有委员二○四人,中央委员主要身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人,国务院组成部门正部级主要负责人,解放军正大军区级主要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及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  ,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等。

    另外尚有候补委员一七二人,他们也可参与中央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当中央委员因故出缺时,候补委员可以依得票数的高低来递补中央委员。

    目前来看,十九届候补中委排名第一、二名的分别是央企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和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马伟明少将。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新时代改革再出发元年。中共成立了人员配置高规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为改革问题的议事和协调机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从政治体制到经济结构,从意识形态到文化信仰,从社会民生到生态环境,各个领域改革都在前所未有的国家意志推动下展开。

    中组部自身也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面临着更公开、更透明的压力,它又将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摘自《广角镜》201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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