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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开放与全球化趋势中的美国因素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12期  来源:《世界经济调研》2018.8.16   时间:2019/1/11   


 

一、历史回顾及总结

    从过去40年来看,我国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开放,我国吸引美国的投资、技术,大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无论是从经贸、投资,还是人员交流方面来说,美国都是我们对外开放中最大的外部因素。中美之间的互动多,涉及领域广,相互影响大,不仅限于贸易投资领域,还包括国家治理、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让中国赶上了全球化的潮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自主开放,主动开放,积极开放,并且在有些领域呈现后来居上之势。这波全球化的驱动力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这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重叠,我们主要是加速追赶,主动融入,并且在某些方面开始引领。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也积累了不少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

    首先,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好。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核心利益,同时能够在该开放的地方开放,在开放过程中灵活处理各种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分歧。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拉住美国,  同时寻求到了双方最大化的共同利益。

    其次,把握好开放的度。中国对于开放的程度和时间节点,都掌握得很好。特别是在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方面,以我为主,这既培育了市场经济竞争能力,又最大限度地同国际接轨。虽然我们承受的压力很大,但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农产品等诸多领域的开放,我们主要是以自己的时间表为准,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

    最后,把握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如果从局部角度考虑,对美开放或许会对我国特定产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甚至极大地影响国内的就业。但是从全局角度来说,开放对中国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美两国之间的谈判最为艰苦。事实证明,虽然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不少阵痛,但开放带来了全局的改观,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二、当前形势及趋势

    美国和中国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大的推手。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日趋极化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愈加明显,美国对华心态和战略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首先,美国国内“反全球化”思想蔓延,排外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复杂因素。特朗普政府把美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于对外贸易逆差、工作岗位外流,认为美国在全球化中成了最吃亏的一方,而中国成了最“占便宜”的一方。这虽然不符合实际,但却成了对华贸易战的借口。可以说特朗普政府拿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做文章是“内病外治”。

    其次,中美实力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美国在对华问题上沮丧、疑虑的一面在上升,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冲动更加强烈。比如,过去中国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在于中低端制造,美国的优势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两国以互补为主,竞争范围及强度不大。但现在中国更多地往中高端制造发展,被认为动了美国的“奶酪”。另外,特朗普政府不仅要维持中高端产业,也要恢复中低端产业,这就与中国的产业格局发生了矛盾。除此之外,令美国沮丧的是,中国几十年来发展变化的走向不符合美国的预期,中国选择的制度、道路、模式呈现出的活力让中国越来越自信。可以说,这对美国的冲击非常大,引发了其强烈的挫败感和焦虑。

    再次,中美贸易的确存在“不平衡”,但并非不公平。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形成和持续是美国经济科技创新能力、高端服务业竞争能力以及在国际货币金融中特殊地位的反映,并不是造成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症结。此外,美方贸易统计数据并没有完全反映两国经贸关系的实际。特朗普政府选择性、片面性地解释和使用贸易数据,执拗于所谓中国不公平的经贸、知识产权政策,显然罔顾事实。

    最后,美方执意挑起贸易战的原因与目的:一是“美国优先”政策使然。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美国至上,一切以是否符合自己认定的美国利益为标尺来衡量,在这方面是不分盟友、对手,亲疏远近的。中国虽然不是唯一目标,却成了最大目标。二是纠结于贸易逆差,认为美国出口的少,进口的多,贸易战打起来利大于弊,不惜以各种借口挑起贸易争端。三是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在地缘政治、战略安全、经贸科技、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美形成“威胁”。贸易战成了美国对付中国的政策工具,主要是想一箭三雕:削减对华逆差,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遏制中国崛起。这就表明,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既要应对贸易失衡,攫取具体、实在的经贸利益,又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压制中国崛起。据此可以看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牵制、遏制战略中的一步,是美国对华政策工具之一,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三、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

    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这将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中美间的互动。今后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国的开放与发展。

    第一,树立正确的国际角色观。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实力变化决定了我国的国际角色。近年来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一方面,空前的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地拓展了我国应对国内外问题的手段和能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又助我们一臂之力,但这种手段和能力对内还不足以完全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外还不足以使我们完全得心应手地应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挑战,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挑战。我国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塑造力、影响力在增加,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的战略疑虑、牵制甚至遏制也在增加。这一矛盾将伴随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另一方面,我国是当前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改造者。我们与美国同处于这一秩序和体系中,是在体系里面寻求改进。我们要适应自己角色的变化,既要满怀战略自信,又要坚持战略谨慎,还要有战略耐心,既不缩手缩脚,也不战略冒进。

    第二,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定位。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但中美关系并不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全部,中国的外交是全方位外交,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有助于带动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减少第三方从中美紧张中投机。同样,改善和发展与第三方关系有助于对美国形成牵制,降低美国介入我国与第三方关系的空间。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牵制甚至遏制的效果就会越小。搞好“一带一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

    第三,保持对美斗争的战略定力。我国在经济、军事、科技、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仍有着巨大的差距,在扩大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面临许多新问题。特朗普政府企图靠不可预测性使对手摸不到头脑,又凭借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认为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其他国家会甘拜下风,拱手让渡国家利益。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绝不能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一方面要针锋相对,另一方面要注意底线,坚持自己改革开放的既定路线图和节奏不动摇。我们应扬长避短、化危为机,把美方强加给的压力变为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把坏事变好事,可以借助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依靠主动进取的创新精神,相应调整产业链、价值链布局,形成新的经贸生态,减少被美方挤压的空间。

    第四,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点。每一次工业革命,每一波全球化浪潮,都是以科技革命作为先导和基础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科技是核心竞争力。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创新不能关起门来创新,创新是开放中的创新,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包括继续与美国尽可能保持科技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第五,汲取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成长中的烦恼”包括成长到一定时期才会出现的问题,  比如分配差距加大、产业空心化、金融风险等。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并没有解决财富分配不公加剧的问题;美国金融和服务业非常强大,但制造业却大批向外转移;美国虽有如此强大的金融体系,却爆发了华尔街金融危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也意味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增大,受外部风险影响增加。

    总之,今后美国仍是我国打交道最多的国家,也是影响我国最大的外部因素。中美之间共同利益非常多,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融入和引领全球化,都需要把握好、处理好美国因素。

——摘自《世界经济调研》201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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