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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突围最困难时刻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12期  来源:《镜报》2018年11期   时间:2019/1/11   


 

在中国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民营经济发展却迎来最困难时刻,不仅有去杠杆、高税负、融资难等旧患缠身,更有贸易战、社保追缴等新疾附体,私营经济应该离场的“国进民退”论调更加重民企悲观情绪。内外交迫下,民营经济如何突围严冬备受关注。中国民营经济非但不能退场,反应“大张旗鼓”  “名正言顺”加快发展,而启动新一轮民营经济改革,进一步推动对民营企业的“对内开放”,于中国而言已是当务之急。

    经济专家多次指出: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民营经济走弱不仅会伤害中国经济根本,拖慢经济复苏步伐,伤及中南海看重的就业、创新等重要经济指标,更将令未来中国经济丧失向上动力,从而将中国经济真正拖入“危机时刻”。

民企离场国资猛进

    中国官方今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可谓隆重其事,但改革开放40年最耀眼成果——民营经济发展却陷入40年来最艰难时期。

其一:私营经济离场论引爆焦虑

    继今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喉舌求是网上撰文鼓吹“消灭私有制”后,9月中旬,自称“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一篇“私营经济离场”自媒体文章亦横空出世,在中国舆论界投下重磅争议炸弹。

    吴小平在文中称,“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该文同时认为,  “如果不能集中国家力量,完全让市场说话,彻底走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将面临难以想像的压力、阻力。已经取得的优势和成果,也可能逐步丧失”。

    无独有偶,当月中国人社部官员亦公开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外界担心一场新公私合营指日可待。

    而近期中国领导人的表态更直接宣示了中国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决心: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

    中国有意“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其实并非始于今日。

    早在两年前,就有中共高层表示,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其二、国资高歌猛进

    事实上,这股“国进民退”潮不仅停留在舆论界。有数据显示,近5年间中国私营企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行,2017年6月开始出现“死亡交叉”——中国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开始超过私营企业。

    据内地某媒体不完全统计,仅是上市公司层面,2018年以来就已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国有资本。在已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人民币,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而据Wind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至9月A股公司中,355家公司已经或计划发生董事长变动,95家公司涉及实际控制人变动,49家公司的企业属性发生变化,企业属性变化数量超过2017年。

    有学者担忧,在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民企为了自救而并入国企,寻找国企作庇护伞,但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而且有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民企原来的生命力。

    联想到中国保监会接管安邦,诸多民营企业被要求设立中共党支部,以及中国电信企业华为要被中国国有资本收购的传闻,“国进民退”的担忧在中国可谓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国进民退”在中国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已显苗头。

    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2018年前7月,逾五分之一工业企业亏损。其中,亏损国企减少,民企和外企亏损数量大增。与此同时,国企利润同比增长14.6%;民营企业盈利减少5.3%。盈利减少的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6%,低于利润降幅。

    无独有偶,2018年上半年,江苏民间工业投资7656亿,比去年同期的9765亿,亦骤降21.6%。与国企显著增长的利润相比,同样作为经济支柱的民企却陷入了萎缩之中。

其三:明星掌门人离场

    近期中国的明星企业接连爆出大新闻,先是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涉嫌强奸罪被指控,后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宣布明年退位。此次京东出事,马云退位,会否带来明星掌门人离职潮引人联想。

    虽然马云号称自己的退休计划“思考了10年”,但外界仍猜测马云的离开是否是中国政治环境对民营经济的挤压效应。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马云的“离场”显然不利于提振当前中国市场低迷信心。

    马云是中国民营企业界的风云人物,其灵敏的商业嗅觉和政治嗅觉一直为人称道。

    去年5月,马云就抛出“新计划经济论”认为,在数据时代,市场主体之间事后的协调行为已成为事前预判的协调行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已被发现,因此未来“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

    这位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还表示,“只要国家需要,  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坚冰难破内外交困

    中南海早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便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理念在2018年中共十九大上写入党章,最高层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9月底在考察辽宁忠旺集团时亦指出,现在的很多改革举措都是围绕怎么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对这一点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我们要为民营企业营造好的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在此背景下,“私营经济退场论”,原本不应掀起太大波澜,结果却引起滔天巨浪,其背后反映的正是各界对民企发展步履维艰、市场化改革方向倒退的担忧。

挑战一:负担高企

    中国大张旗鼓推动的“去杠杆”政策下,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上升,从52.2%上升至55.6%,利息支出则同比上升11.8%。

    有观点指,此轮私营企业的加杠杆并非伴随经济复苏的主动加杠杆行为,更多是在融资环境恶化和国有企业挤出效应共同作用下的被动加杠杆行为。

    国企和民企去杠杆出现分化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较为突出的现象。有数据显示,从2017年以来,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从61.1%下降至2018年7月的59.4%;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却明显上升,从52.2%上升至55.6%。伴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快速上升,私营企业的利息开支加大,同此利息支出上升11.8%,结合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回落,可谓幅度惊人。

    在具有歧视性的金融体制下,中小私营企业成为被迫去杠杆的主攻对象,既有体制不公正产生的扭曲,使得政策在基层遭遇变异,最缺话语权的民企企业所受的波及可谓首当其冲。

    民企融资难并非新题。在地方,诸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且在“国进民退”大背景下,大量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流入国有企业,中国私营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症结一直难解。

    除了“去杠杆”高压外,社保入税新政再增民企负担。

    在当前民营企业社保缴费不合规现象较为普遍的背景下,社会保险费统一交由税务部门征收后,征缴力度加强,企业用人成本必然上升。

    中国依靠财政供养的群体庞大,加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居高不下、养老金空账问题恶化等,中国政府面临的资金“窟窿”不少,这亦造成民企税率居高不下的“死亡税率”问题。

    按照国际评估,中国税赋占GDP比重高达67%左右,较世界平均水平(30%至40%左右)几乎高出一倍。

    社保负担、“死亡税率”加之此前一直诟病的  “融资难”新疾旧症,令中国民企生存更加步履维艰。

    有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国有企业利润和收入增幅达20%左右,而民营企业就相差甚远。民间投资占中国全社会投资比重已由65%,下降至60%,并有继续下降趋势。

其二、贸易战阴云

    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尤其是针对高端制造业和消费品的第二轮关税,以及随时可能落下的第三轮关税重锤,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大户民营企业的冲击最甚。

    当前,贸易战火持续延烧,正削弱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信心,导致诸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意将供应链迁至成本更为便宜的国家。全球投资者抛售股票、债券、人民币,亦引起股市、债市、外汇市场的持续动荡。外需回落,令身陷产能过剩和转型升级夹击的中国民营企业,处境更趋艰难。

其三、垄断坚冰难破

    尽管中国官方多年前便已出台“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但囿于垄断坚冰一直难破,早已被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的中国私营企业,仍普遍遭遇“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歧视。

    一直以来,电力、石油石化、电信、航空、军工等领域向民企开放步伐缓慢,有数据显示,民间资本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只占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只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只占6.6%,至于在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政府打破垄断的一手软,维护垄断的一手硬,令民企在有形无形的垄断之门面前无能为力的现象并不鲜见。

冷落民资遗患无穷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论从经济贡献、投资占比、吸纳就业务方面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此经济下行时刻,冷落民资、挤压民企生存空间,更会加剧中国经济复苏难度,可谓贻害无穷。

    伴随P2P接连“爆雷”、A股“跌跌不休”、消费降级甚嚣尘上、信用债违约潮连环爆出、社会融资数据断崖式下降,中国经济金融未来局势呈现出巨大不确定性。

    而在此经济寒冬时刻,放手让民营经济离场,无疑是在扼杀中国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并为城乡居民提供了80%以上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贡献了税收50%以上,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全域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

    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亦不容小觑。目前中国70%以上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有分析认为,如未来私营经济部分资金趋紧甚至遭遇大面积破产的话,创新经济投入增长便会随之放缓,对整个经济非常不利。

艰难时刻改革为先

    民营企业于中国经济而言,堪称顶梁柱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民进国退”式的私营经济改革,因其从根本上均改变了经济绩效激励,均换来中国经济累积起巨量民间财富,释放巨大改革红利。

    而若重回“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啻于在中国经济下行期和转型期“自毁长城”。因此,当此内外交困时刻,激发中国私营经济活力更是事关国运的大事、要事。一言蔽之,民营经济不但不应退场,而应“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加快发展。

    为促民企更好发展,两件事可谓当务之急:

其一:廓清舆论杂音

    近期,类似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开历史倒车、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噪音”不绝于耳,对于民营经济发展中暴露的问题,一些人归咎为所谓“民营企业原罪”,这些杂音均值得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期,尤其需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以形势严峻为名否定民营经济,会扰乱民营企业家甚至普通民众对中国经济的稳定预期。国进民退的危害全球均有目共睹,委内瑞拉目前所经历的动乱和贫困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当前,中国社会有一种明显忧虑情绪,担忧经济政策左转。中南海应为社会各界提供更为明确的社会预期,拨乱反正稳定民心。

其二、推动对内开放

    有观点认为,在国企改革短期难到位情况下,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压力,中国有必要发起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来力度空前的第三轮私营经济改革。而这一“真刀真枪”改革,其内容应囊括减税、扩大市场准入、保护私有产权、减少政府微观干预等。

    诚如斯言,对于“私有经济离场论”最好的回应,是进一步推动“对内开放” ,打破行政性垄断,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各项规定和做法,加快放开土地、资金、房地产、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关键领域,扫除一切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桎梏,用改革诚意打消民营企业顾虑,提振民营企业低落信心。

    与此同时,完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民营企业财产权不可侵犯,废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法律政策及监管,亦是势所必需。

    支持民企发展,是中国执政党成功基础之一。在中国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的今天,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力推民营经济发展,正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

——摘自《镜报》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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