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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创新吗?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10期  来源:《参考资料》2018.7.16   时间:2018/11/23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617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能创新吗?》,全文如下:

近来,全球对中国的创新抱有浓厚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独特的数字平台、模式和文化迅速崛起。中国的深圳可以说是全球数字硬件的创新和制造中心。

与此同时,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在重塑商业、金融服务业和娱乐业方面也赶上并在许多情况下超过了它们的西方竞争对手。中国如今是专利申请和授予的最大来源国。

《连线》月刊2月份的报道:援引往返于中国和硅谷的早期投资家马睿的话说:“我经常在硅谷见到一些人,他们仍然认为中国只会克隆他们的想法,但这是颠倒了。现在,我看到有更多西方公司仿效中国。”在技术讨论中,“复制中国”(2CC)可能很快将取代一度盛行的“中国复制”(C2C)

但就在几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是模仿大师,充其量不过是个蹩脚的创新者。就在20143月,《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不能创新》的文章。

20148月,外交学者网站发表了一篇有着相同标题的不同文章。人们经常提到的中国没有创新能力的原因是:以机械学习为基础的教育体制、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以及整合文化。

前惠普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里纳在她2015年的著作《迎接挑战:我的领导旅程》归纳了这种想法:“尽管中国人天资聪慧,但创新和创业并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的教育体制过于同质化和受到严格控制,所以不鼓励想象力和冒险精神。”

这些对中国无法创新的误解源于“历史的短视”,也就是对中国的肤浅赞赏和狭隘刻板印象。要揭示中国创新的真正实质,我们需要深入探究龙的传人的历史、心态和独创性。

创新和发现的悠久历史

古代中国曾是工程、冶金、灌溉、农业、航海、造船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大约在希腊人正在确立民主行为的时候,中国人提出了精英领导体制,这种体制至今仍是政府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使早期的全球化成为可能。造纸术和印刷术促进了知识和宗教的传播,指南针和火药则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征服。

中国的许多发明要么通过丝绸之路扩散,要么几个世纪后才在西方独立形成。例如,活字印刷最早是中国在北宋时期发明的,大约比德国发明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欧洲推出同样技术早了300年。

中国人在实践创造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比如马轭(比欧洲早1200)、铸铁(2000)、纸币(1400)、地震仪(1600)和火柴(1000)

不太广为人知的是,中国是历史上两起最严重的知识产权盗窃事件的受害者:涉及该国最令人垂涎的古代出口产品——丝绸和茶叶。分别在拜占庭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策划下,蚕和茶籽被巧妙地走私出了中国,以便在其他地方批量生产。换句话说,在工业化前的时代,中国是技术上最有创造性和最先进的社会之一。

相互依存与独立

作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2003年的著作《地理思维:亚洲人和西方人有何不同》中分析了受中国影响的东亚思维方式与源自希腊的西方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

中国人天生就是体系思考者。对他们来说,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和整体的优化比不同部分本身更重要。相比之下,西方思维是离散和简化的;它把问题或体系分成小部分,以便加以解决。

简言之,东方关注的是整体,西方关注的则是构成要素:相互依存与独立,体系与原子。

中国的生活方式——从道教、儒家思想、风水、针灸到政府制度——都把实现整体和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例如,儒家思想通过一个人与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统治者的这5种核心关系来定义他的优点。按照中国人的心态,社会的稳定和成功高于个体的理想和利益。

现代中国令人震惊地实现了复兴,背后功臣是有着2000年历史、把首都的最高权力与最偏远的村庄绑定在一起的管理和多层关系体系。

“中央帝国思维”

中国的广袤和丰饶孕育了一种内省的思维模式,更关心帝国的统一而不是对外扩张。它不愿走出国门,同时用怀疑的态度对待外来者,还树立了壁垒(比如长城、清朝的闭关政策、鸦片禁运和最近的“互联网防火墙”),以期把不受欢迎的人物拒之门外。这种中央王国思维给中国的创新特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首先,人们广泛认为多样性是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虽然中国人在智识、文化和语言上具有同质性,却一直是世界级的创新者。

其次,13世纪的中国宋朝占当时全球GDP的高达30%,巨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中国很少感到有必要调整其创新成果供外部世界使用。

第三,尽管西方文化和商业惯例排斥复制,但按照中国人的心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

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是死记硬背古代经典和唐诗的律诗以及重复书写以练习书法,都是复制的行为。在统治相当一部分人类的帝国制度中,一个地方发明的成功工程技术、农业方法和社会创新迅速在国家的其他地方得到复制。

这种复制策略是改善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保持帝国完整(这一点最重要)的关键。

现在,让我们将所有这些历史和文化背景与中国创新的现代背景联系起来。

中国的创新具有颠覆性和系统性

中国创新的质量和实践仍然落后于世界顶尖创新者,但正在快速改善。它对美国、欧洲、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等技术领先者具有颠覆性,尽管目前处于劣势,但未来可能会超过同类中的佼佼者。

在制造、可再生能源、数字金融、汽车生产、农业、人工智能和电信等有选择的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竞争者。中国人对战略性长远构想、投资未来以及致力于教育的古老信念有助于中国在长期竞争中取胜。

中国人的思维乃至创新当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系统方法。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整合不同领域、供应链、客户触点和数据流的能力比单个应用的性能更重要。价值在于各组成部分的整合、交互和信息流,而各组成部分本身的价值较小。

中国的微信超级应用平台和拟议中的社会信用体系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微信平台彻底改变了中国互联网,并且使之与互联网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

作为一款超级应用程序,它与WhatsApp、亚马逊、脸书、优步、贝宝、Instagram等许多西方应用程序极为相似,但还要丰富得多。各种应用程序通过单一的客户数据来源实现彼此间的无缝整合和交互。

可以把它与西方最好的手法(用户必须要下载、登录和使用界面无法连接或连接极差的不同应用)加以对比。中国最近推出了极具争议的社会信用体系,根据网上活动、交通违法行为、及时纳税甚至英雄行为等正面或负面遭遇来计算公民的动态评分。

然后,利用这些社会评分来优先考虑或阻止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它旨在使一个人的行为与社会和政府的目标相一致,从而加强国家议程。

中国创新的扩散是关系型的

中国扩散其技术基础的风格是关系型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中国不是以常规方式与国际承包商和供应商竞争,而是依靠建立国内与海外市场之间互利和不断加强的联系。同样,这种做法把联系放在比各部分更重要的位置。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科技巨头向亚洲其他国家的扩张就证明了这一点。“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的洲际网络,由资本、能源、材料、商品、通信、知识和人员流动构成,将以前孤立的地方和人群联系在了一起。投资于这些流动会增加中国与外部市场的相互依存性,使之在政治和经济上比其他大国更具优势。

中国人没有(像亚马逊、优步和其他西方公司那样)在亚洲建立自有品牌平台与当地企业展开正面竞争,而是正在与它们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的技术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腾讯、蚂蚁金服和滴滴出行在地区科技公司中投入巨资,终有一天会与它们整合。我们可以说,这些搭建桥梁的尝试相当于技术领域的“一带一路”。

——摘自《参考资料》20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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