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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剿利益集团疏通改革经络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10期  来源:《镜报》2018年9期   时间:2018/11/23   


 

酷暑时节,问题疫苗事件在中国不断发酵。以“疫苗女王”高俊芳为首的18名涉案人员被批捕,中南海正式向疫苗利益集团这一暴利地带开火。

无独有偶,7月上旬,纪录片《百年巨匠——梁思成》开机仪式在四川省宜宾市李庄古镇举行,今年5月刚刚被中共组织部门“同意退休”、卸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和党组成员的李小琳,以《百年巨匠》总策划的身份出席并致辞。

中央动刀利益集团

此前,李小琳和毛新宇等大批红色后代从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消失。在“电力一姐”李小琳卸任公职之前,是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晖被送上法庭审判席。

法院判决书显示,吴小晖以虚假名义将部分超募保费转移至其个人实际控制的百余家公司,用于其个人归还公司债务、投资经营、向安邦集团增资等,至案发实际骗取652亿余元。此外,法院还查明,吴小晖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安邦财险保费资金100亿元。

吴小晖所代表的“黑商”利益集团操纵市场、大肆敛财、非法骗贷集资,可谓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政商通吃。分析指,“黑商”利益集团的出现,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体制对接有缝隙、法治进程相对滞后、甚至多轨并存等现象密切相关。

资本大鳄吴小晖的落马仅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沉浮的冰山一角。

按照有关划分,目前中国已至少形成了三大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以贪腐官员为主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企业为主的垄断利益集团、各种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黑商”利益集团。

与此相对应,围绕公权力,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垄断富豪、黑商富豪。

此外,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有一些地方大员长期主政一方大权在握,导致这些地方实力派形成不同程度、不断固化的地方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虽形态各异,类型五花八门,包括亲属借风型、属地抱团型、行业垄断型、秘书跟随型、商业进贡型,但实质上均是权力作媒、利益媾和。

利益集团“六宗罪”

今年下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量级新起点。但当此特殊时点,质疑中国改革空转、停滞、迟缓的声音并未止息。归根溯源,既得利益集团作为改革路上最大绊脚石和拦路虎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

此番吴小晖入狱、李小琳退休,外界将之视为中南海对脚踏政商两界的“红二代”的“杯酒释兵权”。事实上,庞大利益集团对中国政经各层面的毒害已深入骨髓,归纳而言,利益集团的六宗罪已引起中南海高度警惕。

一宗罪:拉大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成功跃上世界次席的同时,贫富差距亦在持续扩大。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至目前超过0.4,超过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称,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世界倒数第7位。根据该报告资料,中国最富裕的10%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达41%

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四大差距,折射出收入分配制度的扭曲。

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有专家指出,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已行至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十分迫切。

更值警惕的是,当前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稳定性,并形成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困人群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

而近年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却依旧处于雷声大、雨点小阶段,阻力重重,最关键的原因,仍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

分析指,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收入差距过大,正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且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加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二宗罪:强化垄断

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不仅顺利实现权力、资本、资源三者迭加,更可利用权力和资本结合,对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完成事实上的垄断,并直接影响甚至左右公共政策的结果,巩固并扩大自己的资本地盘。

当前,中国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一大重要原因即为利益集团的阻挠。在利益集团强力狙击下,电力、电信、金融、油气等行业垄断坚冰难消融,利益集团控制着大量资源,并抬高准入门槛,令民资徒呼奈何。

从行业准入看,由于许多领域民营经济无门而入,而国有企业长期获得垄断利益,职工获得超额报酬,有关数据显示,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其职工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由于利益集团的挤压,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困难重重,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交易费用亦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而从竞争环境看,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亦面临更多的限制。

数据显示,近几年“国进民退”导致民间投资的信心大幅受挫,民间投资在2016年跌落后一直在低位徘徊。国进民退的垄断强化之下,甚至出现了新的价格管制、计划体制的回归。

中国国务院亦坦承,当前民间投资增长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障碍,部分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尚未落实到位,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一些垄断行业市场开放度不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民间投资活力不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

垄断的存在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利润分割的“避风港”。然而,行政垄断却在造成整体福利的减少,有测算显示,每年约减少GDP1%。

三宗罪:加剧社会矛盾

利益集团的攻城掠地之下,堵塞获取社会资源的平等通道,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亦被压缩,利益集团依靠特殊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则极难得到发展机会。

愈演愈烈的马太效应,不仅固化贫富阶层,加速损害整个社会公平正义,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亦使整个社会陷入焦虑状态。

由于明规则缺失,潜规则盛行,由非正常管道获得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攫取了高收入。对这些违背效率优先的市场分配准则而通过中国式暴富的既得利益群体,底层对其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引发一连串负面连锁反应。

北京观察人土认为,既得利益者运用手中的权力或者影响力,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使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在整个利益博弈格局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博弈能力进一步下降甚至丧失。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颇为棘手。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约有1400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7%。农村的失业人口更为严重。

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剩余贫困人口仍在3000万左右,且这一部分脱贫难度大,被视为“最难啃的硬骨头”。

由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缺乏舆论的有效监督,普通民众缺乏博弈谈判的能力,利益集团的大肆敛财,很快就演变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

四宗罪:“围猎”权力衍生腐败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告诫有关人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但事实上,利益集团通常通过“围猎”权力、利益勾连轻松实现“鱼和熊掌”兼得。中南海认为,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当前,官商勾结已非简单的经济腐败问题,背后多有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问题浮现。近年落马的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形成帮派、山头林立。

以令氏兄弟为中心的山西帮、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为首的石油帮、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四川的亲信组成的四川帮,以及以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为首的铁路帮,均是利益集团腐蚀权力衍生政治腐败的鲜明例证。

利益集团与权力通过利益完成结盟,结成功能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小圈子。团伙成员攻守同盟、结党营私,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鲸吞和瓜分社会和国家财富,导致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大面积腐败,涉案金额动辄过亿元,社会危害性和破坏力极大。

五宗罪:阻碍政令“出海”

胡温时代曾深受“政令不出中南海”之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在胡温时代操控着金融、石化、电讯、电力等行业,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人更是形成了跨域部委、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软性抵抗。

时至今日,“政令不出中南海”仍并非危言耸听。如中央顶层设计、改革方案损害利益集团的利益,仍会遭到拖延、曲解甚至是抵制。

习近平曾明确提出,“要做改革促进派”,但囿于体制原因,中共各级官员在执行环节屡屡出现“中梗阻”,这其中,不仅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利益驱动导致的“中梗阻”,更有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肠梗阻”。

对此,今年中国已推行“史无前例”的机构改革,期望通过大刀阔斧的“合并同类项”压缩权力勾连空间、终结“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弊症。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剿利益集团绝非朝夕之功。

六宗罪:阻滞延宕改革

随着新一轮改革向深水区推进,改革难度增大,所遭遇利益集团的反弹压力亦在增大。以时下金融去杠杆为例,反弹压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和国企等利益集团。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内外逆风,外有美国贸易战的极限施压,内有房产泡沫、实体经济不振等疑难杂症。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对外宣称将通过加码改革开放来应对各种挑战,但现实情况是,利益集团的反弹和阻扰,却时常令改革陷入迟缓、空转甚至倒退状态。

北京政经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已进入“胶着期”,表现为:收入分配改革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垄断行业改革裹足不前;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加大,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未形成;财税体制改革缺乏实质动作;政府自身改革步履维艰;利益格局发生严重扭曲。

改革的胶着、迟缓、拖延,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拖累,中国经济已连续三个季度增长6.8%,明年更可能下探至6.5%。在此内忧外患之时,如中国改革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中国力保的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转方式均会受到一定冲击,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亦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破藩篱割毒瘤通经络促改革

数十年来,庞大利益集团作为中国肌体之毒瘤,正持续吞噬社会发展果实,加剧社会不公,拉大贫富差距,造成政商腐败,妨碍公平正义、恶化执政生态、甚至挑战政权安全,动摇社会稳定,绑架中国经济奔赴险地。

而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当前利益集团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而特殊利益一旦形成,要其主动放弃无疑是与虎谋皮。

当前,庞大而固化的利益集团已成为横亘在中国改革路上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利益集团格局,其他都无从谈起。可以说,利益集团已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大敌,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因此,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已成为疏通改革经脉、破局改革的突破口。

抑制利益集团的恶性扩张,首要之务就是要引入竞争,加快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打破垄断坚冰,破除限制民资的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

对于公权力,要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步伐,把政府行为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减少行政审批、降低行政成本,铲除腐败温床。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关键之年,站在改革开放40年量级的新起点上,更多超预期的、实操性的改革开放措施有望陆续推出,这其中就应该包括对利益集团的清算与围剿,最大限度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种种阻挠,将与民争利的改革变成让利于民的改革,这亦是平衡中国社会面临的改革发展与公平正义难题的题中之义。

站在改革开放40年新起点上推动新一轮改革,惟有敢于对利益集团动刀,畅通公平通道,铲除腐败温床,中国经济才能在下一个40年中,疏通改革经脉,推动改革破局,实现深水区“实质改革”的攻坚克难。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正如此间财经人士所言,在未来一个时期,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越发激烈,一些过去隐藏的矛盾次第显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不同领域的改革难题盘根错节,任何环节处理不当,均会阻碍总体进展,甚至可能让改革止步。

因此,一方面要处理好对利益集团开刀“动手术”的节奏和力度问题,一方面要平衡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从而为“手术”后设置好安全气囊。唯有二者兼顾,中国政经大棋局才能“活而不乱”,行稳致远。

——摘自《镜报》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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