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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新一轮思想制度“再解放”

《台港澳文摘》2018年8、9期  来源:《镜报》2018年7期   时间:2018/10/31   


 

继北京、上海、宁夏等地公布对外开放相关意见后,近期湖南、辽宁、浙江陆续公布和推进新一轮的开放措施。

地方竞跑新一轮对外开放

5月9日,浙江省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大会,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是该省14年后再次召开对外开放大会。

浙江同时宣布推出10项新的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包括:大手笔谋划推进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20版;先人一步打造以数字贸易为标志的新型贸易中心;加快培育进口商品“世界超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华商之窗”等。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大会上强调,这些对外开放举措,是浙江宣示开放的重大信号、开放的实际行动。他要求当地主要领导要“重大开放平台建设亲自联系,重大外资项目亲自招引,重大开放体制创新亲自谋划,重大开放活动亲自参加”。

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同样发出了改革动员令。

日前,湖南省先后印发了《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和《关于加快推进开放崛起专项行动的通知》,从支持外贸做强做大、支持招大引强、支持湘企“走出去”等方面出台16条政策措施,制定五大专项行动,促进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

5月21日,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对上述政策解读称:新政首次针对一些关键问题明确了支持政策,如“支持跨境电商集聚发展、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发展、加强孵化体系建设”等。

当地官方表示,最新出台的两个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助推全省开放型经济追赶式跨越发展的体系性文件”,对于加快推动该省从内陆大省向开放强省转变、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把今后发展任务锁定在“全面开放”的还有辽宁。

5月10日,辽宁省多部门对《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构建开放新格局以全面开放引领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行了解读。

该《意见》共40条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目标定位、统筹全面开放、优化载体支持等10方面内容。辽宁省商务厅官员称,《意见》可以看作是“辽宁开放40条”,“全面开放被提到事关辽宁振兴发展的战略性和全域性高度”。

“辽宁开放40条”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建立“双招双引黄金8条”政策,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政资金对优质外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保障重点项目用地;大力支持科研创新等。

与开放政策配套的是人才新政。今年3月以来,辽宁省委印发了《辽宁省人才服务全面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并启动“兴辽英才计划”。辽宁的《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对不愿意改变国籍、户籍、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给予户籍居民同等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各地出台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对于强调进出口的电商发展,以及拓展出口新通道方面,着墨较多。

例如,“湘十六条”明确,支持跨境电商集聚发展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将对跨境电商综合成本给予适当补贴。辽宁提出推动“辽满欧”“辽蒙欧”、“辽海欧”交通运输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强沈阳、大连国际空港建设,打造对外开放空中大通道等。

这一轮地方改革竞跑,还体现了“见贤思齐”的特点。

5月12日至16日,安徽省党政代表团以“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促进经济高品质发展”为主题,赴广东、福建两省学习考察。随后,《安徽日报》连发《对标粤闽学什么》《面对差距如何看》《奋起直追怎么干》等三篇评论文章,称此次考察解放了思想,学到了真经,是推动该省改革创新的“再启之旅”。

安徽省党政考察团对标广东、福建后得出的结论是,“粤闽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得益于开放,我们要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积极融入国家开放战略……”并提出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业态新模式等具体计划。稍早之前,吉林省委书记和省长也曾率党政代表团,赴浙沪学习考察。据《吉林日报》报道,在4月下旬,吉林省党政代表团行程600多公里,走访20余个学习考察地点。据称,这次考察对吉林党政代表团触动很大,是“一次借鉴取经之行,一次更新观念之行,一次扩大合作之行”。

区域合作成改革新范式

在过去的改革经验中,多是各地“单兵突进”。而本轮对外开放热潮中,则体现了加强区域合作的战略性变革。

6月1日,2018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这是该机制启动以来的第14次会议,也是自年初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高端会谈,各界十分关注。

该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示,会议以“三年行动计划”编制完成为标志,进一步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按照上述计划,到2020年,长三角地区要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建成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创新引领的区域产业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地位更加凸显,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基本建立。

在此基础上,该计划将长三角地区建设目的定位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根据会议精神,要强化战略协同,构筑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新优势。具体行动包括,积极把握新一轮扩大开放机遇,联动建设上海和浙江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加快推进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相互借鉴共享改革成果等。

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进行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会议。韩正指出,下一步,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突破”。

同一时期,粤港澳大湾区蓝图规划也在有序落实。内地经济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有望引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进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将凭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求制度创新,探索制定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更多中央层面的政策不断加码。5月24日,国务院接连发布三份重磅文件,对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实施路径。

上述文件,被称为“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和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是以实际行动向外界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广东、天津、福建是内地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动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

中央此次公布三地深化方案,意在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和竞争新优势等方面进一步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

就相同点来看,三个自贸试验区均提出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开放度和透明度等。

具体分工来看,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提出了建设公正廉洁的法治环境、建设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视窗和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等18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天津自贸区《深改方案》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突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措施包括:为京津冀地区构建功能完善的跨境投融资平台;为该地区打造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服务平台;为该地区构建国际贸易和物流服务大通道等。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加快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提出了打造高标准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服务标准化透明化和加强闽台金融合作等21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纵观三地深化方案,虽各有侧重,但总体目标均是率先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努力构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国际竞争新优势。

此外,新版改革方案也体现了全方位、系统化视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都旨在发挥大板块联动的聚集效力,提升各层面区域战略的协同性和竞争力。有分析认为,这将对今后内地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形成引领和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看到向好前景的同时,也要对短板和各种挑战保持一份清晰认知。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具有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的雄心,但由于分处三个独立关税区,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还需要冲破一些障碍,需要继续进行制度创新。

此外,无论长三角还是京津冀,都面临着“市场无疆界,行政区有刚性疆界”的问题。如何兼顾行政区个体利益与城市群整体利益,如何对区际矛盾进行协调和仲裁,如何提高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城市群合作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能力,实现“共享共赢”的可持续改革,这些都是下一步改革要啃的“硬骨头”。

思想和制度“再解放”

新一轮改革开放,不仅有进入“深水区”的道路之惑,也有“无人区”的创新之难,需要大胆试、大胆闯,走出具有原创性的实践新路。

理论和制度往往是改革行动的先声和风向标。

今年5月,是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的纪念之期。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月11日,该篇文章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通过这场新旧观念的交锋,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形成了近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近日,《学习时报》《光明日报》密集刊文回顾当年历史,指出其当代启示意义。其中,多位中央党校副部级干部撰文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纪检监察报》还刊登知名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的文章,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伟大起点”。

就解放思想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在海南时强调,“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

近期,多地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鼓舞改革热情。

4月下旬,江苏省党委中心组举行了学习会,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动员该省上下兴起思想大解放的热潮,以思想的大解放引领发展的高品质,并提出解放思想的六大重点领域。

同一时期,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浦东新区调研时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反对一切形式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和畏首畏尾,破除一切“本本”的思想禁锢和“框框”的行为束缚。

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领导干部。

十八大以来,中央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管住了官场“乱作为”之举,但懒政怠政之风犹存。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为了给改革者们解放手脚、打消顾虑,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对建立“容错机制”提出专门要求,这是中央首次从制度层面作出规定。

5月下旬,中组部负责人就《意见》的制定和落实等问题进行了公开回答。对于如何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官方称,具体工作中要做到“五个坚持”,包括“坚持有为才有位”、“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干部”等。

所谓“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干部”,即要公平公正对待干部,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这一指导精神,传递出了新时期的用人信号。

对标中央精神,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也在提速。

5月31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召开专项工作会,就落实中组部新时代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工作座谈会精神作出部署。同日,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就同一议题指出,要旗帜鲜明为敢碰硬、敢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

吉林、湖北、福建等省也都密集召开会议,就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做出要求,宣导树立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

同时,多地纪检监察组召开学习会议,提出准确把握职责定位的新变化,当好“政治生态护林员”。

可以说,给锐意进取者派下“定心丸”,即是对深化改革的有力护航。

——摘自《镜报》2018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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