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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入“下半场”香港将何去何从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7期  来源:《镜报》2018年5期   时间:2018/7/6   

 

暮春三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稍有起色的全球经济随之陷入乍暖还寒的窘境。作为自由贸易曾经的主要推手,美国如今却大兴保护主义,更试图将国内的分歧“祸水东引”,致使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世界经济再度蒙上阴影。

博鳌亚洲论坛在此间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声音成为继续唱响全球化的重要动力。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中国再次明确传递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为塑造“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增加了可能性。

在全球化红利退潮,曾经的拥趸或裹足不前,或内顾倒退之际,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港应如何应对,考验中央和特区的智慧。

中美贸易摩擦对香港的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码”,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断然不应且已经不能置身之外。

从中美双方公布的加征关税商品类型来看,两国斗法的主要发力点并不在同一领域。中美出口结构本就存在较大差异,香港既是内地最重要的转口港,更长期扮演着双方转口贸易中心的重要角色,这便使香港在一定程度上走进了所谓的“战争前线”。

转口贸易是香港对外贸易的重中之重,据特区政府公布的统计资料,2017年,香港转口货品总额达4913亿美元,占总出口额超过9887%,其中,转口货品的58%原产地为内地,54%以内地为目的地。同时,美国已是香港转口贸易的第二大目的地,转口货品贸易占比超过9%,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货品总额已达百亿美元级,体量之大不容忽视。

其次,香港与美国之间的直接贸易亦会受到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对中国内地部分商品征收关税是为缩减对华贸易逆差,且不论此举本身就存在“拆东墙补西墙”的逻辑漏洞,其对包括香港在内的贸易顺差地区更是造成“误伤”。如果美国继续高举“贸易大棒”,香港的出口贸易及港企在内地投资后再出口的货品,都很可能成为牺牲品。

第三,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随之上升。从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的总统备忘录开始,恒生指数便应声下挫,并在此后的中美贸易博弈过程中陷入震荡,香港受两大经济体贸易摩擦影响之快可见一斑。

全球化“下半场”香港的定位

作为中共十九大和“超级两会”举行后的首个重大外交活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最新风向标。在美国日益走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当下,中国借博鳌亚洲论坛的多边平台,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坚持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明确态度。

习近平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五次提及“全球化”,并明确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既是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后再次针对全球化积极表态,更是其在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在重要外交场合明确传达中国将扩大开放的积极信号。

习近平将改革开放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认为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确,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上半场”中的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的同时,更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主动扛起了全球化发展的大旗。

香港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毋庸赘述,而其在全球化进入“下半场”时,更可谓大有可为。

习近平在演讲中公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四项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智慧财产权保护及主动扩大进口。香港既拥有“一国两制”赋予的制度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可在国家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占得先机;又在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领域拥有一批成熟的双语人才和与内地交往的宝贵经验,可在国家深度融入新型全球化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超级连络人”乃至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品质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香港一方面可在城市规划、公屋建设、绿色金融等诸多领域为内地转向高品质发展提供参考范例;另一方面也可借此促进自身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的作为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首次以特首身份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港人特别关注。

其一,林郑在出席论坛期间与河北省和海南省领导会面,并探讨了香港与两地加强合作的重点领域。其二,林郑在粤港澳大湾区分论坛上的致辞,从三方面总结了香港在“创新”和“联系”方面可为大湾区作出重要贡献,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自身强项和本届港府的作为。

林郑的首次博鳌之旅,勾勒出了香港与内地进一步拓展合作的两大关键字——互补和互鉴。

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和期许,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世界级湾区经济带。但从大湾区内9+2”城市群各自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来看,“各自为政”的趋势似乎盖过了“优势互补”。

大湾区内务城市发展程度不同,更分属“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实现协调统筹的难度的确不小。这便要求粤港澳三地政府增强大局意识,强调优势互补、互谅互让,尽量避免功能重叠和不必要的竞争。

林郑在致辞中表示,大湾区的成功将决定于它的创新能否为湾区高品质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它能否发挥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以至全世界的重要联系。这不仅是香港应该探索的,也是整个大湾区都应该思考的破题要义。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一起被列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彼此之间应增强互鉴。林郑在与河北省省长许勤的会谈中表示,“不论京津冀协同发展或粤港澳大湾区,均为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亚洲,以至全球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便为开展两地合作开了一个好头。

可预期的是,作为南北两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都将在中国推动高品质发展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全球化进入“下半场”的今天,“北看雄安、南看大湾”的发展蓝图正在中国全面展开。

——摘自《镜报》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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