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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

《台港澳文摘》2018年第6期  来源:《镜报》2018年5期   时间:2018/6/21   


 

五岭之南,珠江之滨的广东,因滨江向海的地缘优势,素有开风气之先的胆略与见识。曾经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到2018年,广东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整走过40年历程。

40年间,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数度探路,期间屡屡遭遇质疑,也几经曲折,但广东的改革者们都能以智慧与勇气度过难关。无论是80年代特区之特的争议,还是92年的路线选择,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年开始的“腾笼换鸟”之痛,广东总能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杀出一条血路”。

守得云开见月明。在珠三角左突右进、网罗起泛珠三角区域合作12年之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终于上升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也呼之欲出,官方发展规划即将面世。

偏居南国的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次引领起时代的风潮。

改革开放始于蛇口开山填海的炮声

19797月,开山填海的炮声炸醒了沉睡的蛇口,这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蛇口在建设之初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许,这一口号从此传遍中华大地,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

从蛇口开发肇始,深圳在40年间,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崛起为一座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演绎出无数精彩城事。如今,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一路走来的路并不平坦。

深圳经济特区自诞生伊始,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就如影随形。在起步阶段,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一些人充满希望,一些人充满忧虑,有人认为这是新的洋务运动,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据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当年习仲勋和他在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当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认为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1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1982年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中出现经济犯罪浪潮,又有人把问题归罪于经济特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对特区的非议。

就在人们对特区建设议论纷纷之时,邓小平也感到有必要到特区去看一看。1984126日,邓小平实地调研后,给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小平同志的题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坚定了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尽管如此,这场争论仍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再度南下深圳视察,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告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深圳特区的探路,为珠三角的崛起发挥了引领与示范作用。随后的20年,珠江三角洲的一系列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等迅猛发展,成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主体,也成为当时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活力的重要增长极之一。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长三角经济快速崛起,珠三角优势正在逝去。令广东最焦急的是这样一个对比: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总量江苏省首次超过广东。这个资料表明:广东将投资与利用外资的“全国第一”位置拱手相让。特别是广东投资总量15年来首次让出榜首位置,让江苏夺去了“第一”。另外,江苏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逼近广东。广东总量指标开始“沦陷”,这无论如何让广东人坐不住了。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上半年主要指标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已形成你追我赶,各领风骚的局面。其中,国内生产总值:长三角15个城市GDP增速的均值为140%。珠三角9城市GDP增速的均值为143%。

珠三角要在下步的发展中不甘落后,除了自我的调整,还需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小珠”到“大珠”到“泛珠”寻求突破

在此情况下,大珠三角应运而生。大珠三角,包括广东、香港、澳门,这一区域有广州这一华南大都市,深圳、珠海两个特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一区域携手的效应是中国其他任一区域无法比拟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数万港澳客商陆续到毗邻的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投资开工厂,使广东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而香港也借此成功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商贸之都。

2003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25周年之际,粤港高层考虑的是,香港服务业和广东制造业强项如何配合,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建立粤港经济合作体的竞争优势。此其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为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提供了新机遇。据经济学家分析,从2003年至今后的十年至二十年内,包括广东、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将发展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据资料显示,仅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5个城市2002年的GDP就比长三角15个城市的总和还多590亿元,再加上珠三角其他城市,“大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将大为增强。

尽管如此,但“大珠三角”仍有自身的局限。专家分析认为,粤、港、澳,经济实力雄厚,但经济腹地小。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自身面积不大,周边山地环绕,基础设施延伸与发展空间拓展存在较大阻力,与周边省份的广泛协作尚未形成。要想在下步的发展中不落后,拓展发展腹地是必然选择。此时,泛珠三角跨上舞台。泛珠三角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九加二”。泛珠三角九省区的面积为中国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泛珠三角区域住中国占据重要位置。2003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这一概念。甫一提出,就得到其他八省及香港、澳门的积极回应。

从港、澳微观经济来看,泛珠三角合作,一方面,将为港澳制造业转移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为港澳剩余资本提供便利的“出口”,降低港澳结构转型的成本,减缓港澳结构转型的压力;另一方面,将为港澳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港澳地区的稳定繁荣提供持久支撑。从参与泛珠三角的其他八省来看,有对接粤、港、澳,实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八省经济相对于珠三角要落后些,它们渴望与珠三角形成产业联盟,构成产业梯级,参与到珠三角的经济中,来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同时它们还有借助香港国际贸易、服务业等平台,走向国际市场的需求。

相关专家分析认为,为了发展,珠三角概念一步步外延。泛珠三角,这个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在不同体制框架下的区域组合,已成为中国区域台作与发展中的一个新尝试,也将是中国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新突破。

“泛珠”遭挑战“腾笼换鸟”引阵痛

改革之路必然艰难曲折。珠三角的空间突破,就面临种种的挑战。

首先是大珠三角合作面临政策藩篱,在跨跃“一国两制”的大珠三角合作中,香港服务业北上的艰难,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珠三角的合作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以经济垂直分工为主导的港澳与珠三角“前店后厂”式合作。受制度限制,香港的服务业未能同制造业一样跟进到珠三角,而香港的制造业在经济中仅占5%,服务业却占到了86%,港澳进入珠三角,“只能说伸入了一条腿,并没有在珠江三角洲立住脚跟”,导致香港对珠三角的经济落差无法转化为对区域整合的贡献。而为弥补造一短板,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2003629日在香港签署。CEPA签署的背景是面对世界政经新情势及亚洲多个地域的后来居上,粤港合作急需“二次创业”、实现新突破。但是正如探路者都要面对种种磨难,粤港合作的这个突破同样伴随着艰难。

2012128日,中国卫生部发布通知,从201311日起,允许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独资形式、或与内地的医疗机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合资或合作形式设置医疗机构。时隔九年,港资医疗机构终于获得了北上的通行证,而这种政策壁垒的现象,在香港服务业北上的过程上屡屡碰到。香港服务业人士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CEPA签署,大门打开后,还有很多小门没有打开。

而到了泛珠三角合作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泛珠9+2区域既有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经济特征,又有“一国两制”的社会特点;既有富裕却资源匮乏的沿海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又有资源富饶却依然贫穷的内陆省区;泛珠三角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差异大,决定了合作各方目标利益多元化,从而形成了利益博弈关系。而其中地方政府和特区政府,再加上中央政府,合作与发展涉及两种制度和两级多个政府,更使这种利益博弈复杂化,从而使区域合作的推进更为艰难。在区域合作中广泛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泛珠”合作中同样存在,从总体形势看,“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省区对所达成的协议很多时候依然停留在口头上。更为重要的是,泛珠三角合作在提出之时,就计划进入国家战略层面,但合作推进十年,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2008年开始推进的“腾笼换鸟”也引发了种种的阵痛,改革总是痛并快乐着。改革开放30年后,广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发展压力,外源型经济特征逐步显现,自主创新不足、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人口红利”效应递减、产业工人队伍素质提升缓慢,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大,都是广东面临的“成长烦恼”。一场关系广东经济转型的“标志性动作”——“双转移”也就是“腾笼换鸟”的大幕渐渐拉开。

200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来广东履新不久,即到东莞调研,针对存在问题发出了“今天不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的警示,并提出了要在产业结构上进行必要的“腾笼换鸟”。为推进“腾笼换鸟”,汪洋主政广东半年间,就先后九进东莞,包括两次“私访”,对东莞经济发展先后有过二十多次的批示。在汪洋的亲自主抓下,东莞产业升级明显加速,仅一年时间,高科技方面,已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百五十多家,2009年,东莞市政府计划每年安排十亿元人民币用于科技创新。

从东莞示范开始,广东的“腾笼换鸟”力克众议,几年间,“广东宁愿速度慢一点,也忍住阵痛”,并最终获得了转型升级的成功。

2012年,汪洋离开广东,北上京城任职国务院副总理。他提出的“腾笼换鸟”也进入习近平的主政思路,并升格为“腾笼换鸟,凤凰涅盘”:腾笼不是空笼,要先立后破,还要研究“新鸟”进笼“老鸟”去哪?要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走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凤凰涅盘。

泛珠获支持四十年奠基大湾区

40年间,广东的改革一路向前,猛将的精神也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赞许。2016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泛珠三角区域定位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核心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先“试区”。随后,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强调,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加快发展。

泛珠合作在12年后,终于上升为国家战略。分析人士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进一步提升泛珠三角区域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形成以广东为核心的经济板块、打造中国南部的区域经济中心和进一步巩固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好消息接踵而来。2017年两会上,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占据了一个至高的起点;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大湾区的表述更进一步,要“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在今年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将于今年上半年推出。

粤港澳大湾区获得国家支持,与广东主政官员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密切相关。原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曾表示,广东面临着在全国经济地位下降的危险,若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那么,广东将有可能从国家经济核心区域沦为一般的较富裕省份,在生产要素配置上失去作为全国性中心的地位,失去话语权。这带给广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早在“十三五”规划出来之后,广东省方面就找到国家发改委,希望做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2016年的目标是争取“十四五”规划的时候,能够列入国家的重点规划。

而即将横空出世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比预想来得还要快。分析人士指,这与汪洋进入中国政治核心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他曾带领广东转型升级,为中国的深化改革探路。他在广东的经验,具有全国推广价值。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今年37日他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机遇,携手港澳,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这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明确了发展的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前不久的博鳖亚洲论坛上,还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分论坛,粤港澳三地行政主官纷纷发言。他们共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确实有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对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动有一些规则的限制。目前的关键是,怎么能更好地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天然形成的大湾区的优势更加聚集起来,将其能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增长。

未来掌握在智者手中,粤港澳三地的智慧及国家的智力支持,相信,粤港澳大湾区一定能承继广东40年改革开放的探索精神,破解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共建一个美好的大湾区。

——摘自《镜报》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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