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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自信,广东敢为天下先

来源:南方杂志  时间:2014/1/27
理论自信,广东敢为天下先
杂志回顾
 
2014-1-27 16:12:28

■本刊记者/施诗   发自广州

    马克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这些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既包含了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敢实践,也包含了理论先驱们的超前探索,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共同促成了经济的腾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2013年12月21日,是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30周年的日子,当天由广州市社科联主办的题为“走向理论自信——中国梦暨广州人文社会科学30年成就展”的大型综合性社会科学展览,全面展现了广州市社科联成立30年来,广州地区人文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广州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风采和理论自信。其中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驱卓炯、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等人的著作、题词、赠言等展品尤显珍贵,突出体现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地区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敢为天下先”的实践担当和理论自信。

30年理论创新成就
    本次展览以“走向理论自信”为主题,分党的理论创新在广州、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广州社科创新发展成果、岭南氏族家谱与孝文化、广州枢纽型社科组织建设、广州大典专区等六个部分。展览有别于一般以文字图片说明为主的展板式展览,它采取博物馆式的展览和滚动式布展。展览展出规模近3000平方米,全面展示广州地区各党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科基地、学会协会、民间智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了4000多册出版著作、杂志,以及一批手稿、照片、重要领导批示等一批珍贵文献。
    在这些展品中,较为珍贵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驱卓炯先生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二、三)等作品,以及其著作《〈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提纲》的手稿;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于幼军的《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第三回的手稿;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何镜堂院士所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鎏金模型和《何镜堂建筑人生》《何镜堂建筑创作》等著作。
    除此以外,展览还展出了广州地区乃至全国的社科界、文化界众多名家为祝贺广州市社科联30周年华诞而创作的书法、绘画、雕塑等作品,他们勉励广州社科再上理论高峰。其中名家题词包括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中央文史研究馆原馆长萧乾的“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知难而进”;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深入开展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的“树实践担当,育理论自信”,以及白化文、金申等一批文化名人的赠言题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驱
    “走向理论自信——中国梦暨广州人文社会科学30年成就展”重头戏之一就是展示了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驱卓炯的一批著作和手稿。卓炯1908年生于湖南慈利,1961年冬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7年病逝于广州。
    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已被公认,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商品”“市场”却并不是什么好词语,在当时它们即被等同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牛鬼蛇神”。因此在那个年代,卓炯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数十年来承受住非议和打击,坚持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更体现了其身为理论家的风骨。
    新中国成立后,卓炯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任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等职。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卓炯就以反潮流的理论勇气,率先突破和批判“产品经济理论体系”和“计划经济制度论”,在全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和“商品经济万岁论”的观点,创立了彻底的社会主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
    卓炯先生的女儿接受《南方》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她父亲的商品经济理论最早应该是在1959年省委党校工作队下到肇庆农村时,有感而发的。那时,他目睹了关闭市场、取消商品,对当时农村经济的可怕破坏。卓炯当时即尖锐指出“共产主义也要有商品经济”。
    1961年冬,卓炯在《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指出“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下,无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流通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由此,正式提出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
    然而直到23年后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才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在这期间的二十余年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卓炯为了他的超越时代的理论遭遇了怎样的批判和迫害,其实不难想象。他曾经手握220伏电线自杀被救回,他的妻子“文化大革命”后精神失常,这些为了坚持理论付出的代价,卓炯后来回想起却并不后悔。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意见完全一致,就用不着讨论了。”
    晚年的卓炯在恢复名誉和工作后,一方面仍致力于商品经济研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卓炯还培养出一批理论改革创新的学生,全国第一个提出“私营经济”概念的郑炎潮教授也是卓炯的学生。
    近日,郑炎潮教授在接受《南方》杂志采访时回忆,恩师在上世纪80年代曾说过:“我很荣幸,能把自己的理论转化为中央的决定。”卓炯还勉励郑炎潮“一生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理论”。

勇于突破的主政者
    郑炎潮认为,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多种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不断提供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做决策参考;二是以习仲勋、任仲夷、袁庚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这三大群体联手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既来源于理论家孜孜不倦地创新探索,也来源于主政者勇于突破思想和体制上的束缚。
    已经年近70的郑炎潮回忆起当年他和任仲夷接触的故事,还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兴奋。1982年,郑炎潮还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他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些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剥削。然而当时广东许多行业的雇工远远超过了8个人。
    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雇工超过8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他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他很痛苦,便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寄给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没想到的是,在看到论文之后,任仲夷亲自打来电话约见郑炎潮。“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能够得到省委书记的接见,在当时就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结果见面当天,任仲夷老书记还亲自走下楼,在门口等着我,太受宠若惊了。”郑炎潮回忆起来不禁十分激动。
    任仲夷当时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郑炎潮回忆说,“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说,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正是由于恩师卓炯和伯乐任仲夷的鼓励,才让郑炎潮坚持理论研究至今。然而在理论研究中,他也感到了许多遗憾和无奈:“中国每前进一步,都是理论先向前一步。但是很遗憾,这些理论每次都是被现实倒逼着才解放创新的,我们还十分缺乏站在人类文明、世界文明、现代文明高度的超前眼光。”
    郑炎潮认为中国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政治改革将成为重点。“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其实和扫雷很相似,理论为实践扫除雷区,破除禁忌。虽然我现在已经快70岁了,但感到肩上的任务还是非常重,我还想继续做闯雷区的工作。”郑炎潮坚定地说。
    (本文责编/刘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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