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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干部选拔任用进入3.0时代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2014/1/25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进入3.0时代

2014-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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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管干部原则历来都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最鲜明的政治特色。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也越来越完善。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于近日面世,这“13章71条”一万一千余字的条例更清晰地定义了新时期官员的晋升和退出渠道。

    早在建党之初,“德才兼备”就是我党选人用人的标准,各代领导集体都对如何处理“德”与“才”的关系做出过重要表述。自1995年中央出台第一个干部选拔任用中比较全面、系统的规范性文件起,历经两轮修改已走过近20年历程。目前,我国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已进入“以德为先”的3.0时代。

    1995,干部选拔任用现代化的标志性一年

    在我国党政干部选拔任用逐步系统化的近20年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1995年2月,中央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程序、纪律与监督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2002年7月,在实行了7年多的《暂行条例》基础上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2002版《条例》)出台。

    2014年1月,中央公布了新《条例》。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外,还特别提出“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原则。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拉关系、走后门、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1994年10月,中组部发出了《关于坚决防止和纠正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不正之风的通知》。

    “腐败现象是选人用人不当造成的,严格选人用人制度对纯洁政府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关键意义。之前是‘人选人’的现象比较多,选错一个人,带坏一片田。所以就要求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曾参与2002年版《条例》制定的竹立家教授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随后,《暂行条例》出台了。这使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开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对于从制度上防止用人上的腐败犯罪和不正之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认为,从《暂行条例》开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作了规范,扩大群众参与的问题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更加公开、民主、规范。

    1993年、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我国反腐败战略演进为“三管齐下”,这三管是思想政治教育,查处腐败大案要案,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最后一项工作被提到了治本的高度,治本力度不断加大。

    “由于《暂行条例》的实施,1995年可以说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现代化的标志性一年。”竹立家说。

    作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规范性文件,《暂行条例》的出台离不开上世纪90年代初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公务员考试选拔是一种较好的官员遴选制度。从1993年8月国务院正式签发《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于1994年8月实行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以来,该制度已经走过整整20个年头了。

    在竹立家看来,干部转化为公务员是个必然过程,《暂行条例》则配套解决了公务员晋升问题。

    新版《条例》重在纠正腐败

    所谓《暂行条例》就是没有最后确定,而要先在实践中检验考察成效,再对问题、漏洞做进一步完善。自200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经过七八年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1995年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些不再适用新情况的标准和条款,才有了2002版的《条例》。”竹立家说。

    2002版《条例》专门增设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一章。同时,将任职前公示制度、任职试用期制度、部分领导职务聘任制度、引咎辞职制度,也在《条例》中确立下来。

    考虑到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廉政方面的问题,2002版《条例》对领导干部的考察除“德、能、勤、绩”外还注意突出“廉”,增强了针对性,并规定对部分考察对象要委托审计部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在2002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裸官”、“火箭提拔”、“带病提拔”这样的新术语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司空见惯。然而随着干部选拔过程中买官卖官、唯票论、一考定终身等这些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逐步出现,旧《条例》也逐渐不适应新的形势。

    干部选拔出来后,还需严格的考评制度才能使其真正负责。2009年7月,中办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虽然没有过分强调GDP考核的说法,但“群众”参与考核的内容仍然不多。

    2009年12月,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提出要做好任前核查工作,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加强对不胜任、不称职干部的组织调整工作,认真执行问责制度等要求。

    而新《条例》的集大成处在于既注意发扬人民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又强化了对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追究,坚决防止在选人用人上搞私相授受等不正之风。

    此外,对“裸官”的提拔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在干部选任考察阶段首次明文列出“六不用”,其中就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这对于防范“裸官”混入领导干部队伍,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是个巨大利好。

    竹立家告诉记者,新《条例》把重点放在纠正腐败等突出问题上。新《条例》在2002版《条例》的基础上修订更为全面,基本概括了已出现的问题,在选人用人上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程度上进一步提升,程序合理化也得以加强。然而最关键的是要看《条例》中重要的规范能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如果以后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还会继续修改。

    “德”字贯穿选任干部的各个时代

    新《条例》鲜明地将好干部标准写进总则第一条,并围绕利于选准用好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提出了新要求,其原则就包括: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行政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不同时期对干部的能力和水平要求不同,但对“德”的要求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始终没有变过。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郑重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具体解释了德才兼备中的“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

    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指导“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关键要看能不能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1996年,江泽民对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他强调,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就必须坚持做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在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从而全面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德才兼备干部选拔任用标准。

    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纵观各个时代选人用人标准和《条例》的修改完善,始终坚持的原则是与党的价值、社会主义价值相一致,而新《条例》与十八大以来中央新的权力治理精神是一致的。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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