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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治粤五年:允许改革失败 不许不改革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时间:2012/5/20
汪洋治粤
导语:一切试图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在此情形下,将一个地方从发达带向更发达尤为艰难。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杨兴云 陈安庆 沈念祖 李骞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党代会上,汪洋再次当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是他自2007年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封疆大吏”的第五个年头,而他依然如同刚刚上任的新官,在广东一次次烧出令国内瞩目的“火”。

广东此次新一届省委常委在选举过程中,首次采用了差额选举的方式,尽管此前已有一些省份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但与在广东逐步推进各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尝试相比,广东首次省委常委差额选举仍然受到舆论的关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认为,从等额到差额,其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他表示,通过差额选举省委常委,或许透露出一个信号,以后党内各个层级的选举应该都会推行这种差额选举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差额选举省委常委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汪洋在党代会期间一些看似常识却又充满新意的观点。

5月9日,在中共广东省十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汪洋表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5月14日上午,汪洋在通过网络与网民进行交流时,又表示,他经常能看到民众批评留言,这可以理解,作为执政者和公仆,主人说仆人两句也有合理性。

深圳大学中国当代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认为,汪洋的上述观点,使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开始得到破除。

2007年12月,在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汪洋在两小时的讲话内22次提到“解放思想”,号召广东官员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

赴任广东第一天,汪洋在就职发言中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必须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从2007年12月上任至今,汪洋赋予广东改革“汪式风格”。“腾笼换鸟”、“双转移”、大部制改革、“幸福广东”的创新理念……他多次大力呼吁官员解放思想,做“推陈出新、破而后立”的从政者。

为了这次党代会,汪洋分别开了多次座谈会。如2月28日,汪洋就请来吴敬琏、高尚全、周其仁、迟福林等8位业界著名专家,组织了一个半天的专家座谈会,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为题目,讨论党代会报告的起草。

激荡革新

五年治粤,汪洋在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着力甚多,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顺德大部制改革试验。为此,汪洋曾三次前往顺德调研。

汪洋在2007年12月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后,随后就直接挂点联系顺德,并将其和深圳、珠海、广州等市一起,列入行政体制改革试点。他对顺德行政体制改革作出批示:改革方案可以先试不争论,时间做结论。

2009年8月1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顺德继续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验工作,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

2009年9月16日,顺德正式启动被称作“石破天惊”的“大部制”改革,将原有的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接下来,汪洋在随后召开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力推大部制改革的“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

为了使样本更具有全国意义,作为经济特区及计划单列市的深圳也在汪洋的推动下实行大部制改革。

2010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国务院的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立勋认为,“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不同于顺德和珠海,核心内容是将行政权——三权里的一权,分解成行政、决策和监督三个部分,打破过去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管理格局。”杨立勋说。

实际上,深圳和顺德行政机构改革的结果在取得减少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还在机构设置方面初步探索了行政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为下一步减少和下放审批权限,真正意义上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摸索了路径。

据了解,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汪洋5次专门听取顺德改革汇报。汪洋强调,广东是通过改革去创造优势,通过成熟的市场去彰显优势的。

顺德大部制改革后不久,汪洋曾在顺德区委书记刘海汇报镇街改革情况后将他留下,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顺德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随后,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广东政府的“瘦身计划”自此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一直推进到地级市。

在通过深圳和顺德“大部制”改革为大城市和县级城市提供样本的同时,同样在汪洋的推动下,作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和珠海还分别进行了人大归位和社区民主试点。

修订后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明确提出,在广州市范围内,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不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应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对于未经人大讨论决定,政府擅自越权做出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将可依法撤销。

上述《办法》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人大“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和政府“认认真真走过场”现象。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表示,广东现在的做法是以经济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减少审批都是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汪洋提出的建设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就是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创造市场环境。

另外,珠三角镇域经济发达,“强镇”与管理权限的矛盾普遍存在,汪洋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大脚穿小鞋”。

如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常住人口达到5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县。街道工业产值过千亿元,拥有海信、科龙、格兰仕等著名企业,2009年时经济总量就达330亿元,堪比一些地级市。

2009年7月,汪洋批示,要求佛山与东莞试点开展强镇扩权。在财政、土地、规费、社会管理等方面,两市的部分镇和街道被下放县级的管理权限。改革由此向前推进。

通过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十二五”期间广东省县级权限镇数量要达到100个以上,地级权限县达到10个以上。“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广东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做了不少探索,在全国也比较早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下一步广东如果能够在探索省级政府和市县级政府的分工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将为全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借鉴。

化解乌坎危机

除了推进以行政体制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汪洋另一个获得外界肯定的方面是对乌坎危机的成功化解。

位于粤东汕尾市辖下的县级陆丰市的乌坎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共计1.3万多人,原有9000亩土地,但去年9月,却发生了村干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6700多亩卖给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中饱私囊群体性事件。

在事件一触即发即将演化成更大的社会问题时,以汪洋为首的广东省委成立工作组,由省委副书记朱国明带队进驻乌坎村,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诚意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尽快恢复法制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随后,广东省委工作组肯定了乌坎村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可以理解。此举受到乌坎村民的欢迎,逐步消除了对立情绪。

总结相关经验,广东省委认为,要变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要替村民做,要变管制、控制为协商、协调,并最终承认了村民的选举权,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黄卫平认为,对乌坎危机的化解,表现出汪洋对重大政治局面的把控能力。

汪洋曾表示,“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不许不改革

有评论认为,汪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遇到了“天花板”,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意对汪洋一系列改革评价太高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这方面,即便汪洋本人也毫无掩饰。

汪洋曾列举广东发展的五大不足:一是,经济发展转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二是,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结构不够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四是,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五是,经济增长水平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升。

数字显示,在广东经济总量连续23年位居内地各省区市第一名背后,广东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却由2000 年的2.67倍扩大到2006年的3.15倍。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广东人均GDP年均增速过去10年均排在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之后;技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2%,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广东每新增一个劳动力新创造的GDP是12万元,大大低于江苏的88万元、山东的22万元和浙江的21万元。

汪洋曾给广东的官员泼冷水,“我们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但是,长期捧着‘总量第一’这块‘金字招牌’,听惯了别人的赞誉,很容易使我们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某种优越感,甚至骄傲情绪,这种缺乏忧患意识的表现,最终会导致不思进取,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在今年两会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政府报告期间,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2007年12月研究报告《广东省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广东未来五年发展方向选择》曾经受到汪洋赞赏,并被推荐给《南方日报》发表部分内容的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早的改革不是经济体制,而是政治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核心内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破除“两个凡是”,1983年才提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反而是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从珠三角有新的突破。”刘奇洪表示,“双转移”、“腾笼换鸟”等这一系列经济改革最终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有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

刘奇洪认为,汪洋较喜欢听取吸收各方意见。而“汪洋提到广东发展的主张,其实是中共最基本的执政理念”。

在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王贵秀看来,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下去,必须进一步突破体制壁垒。实际上,对于深圳在广东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汪洋是有所期待的,在此次党代会分组讨论时,汪洋指出,如果深圳不坚持市场经济改革,优势将不能保持。

汪洋说,现在深圳的部门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健全,但是“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

广州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彭彭认为,现在的深圳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人腰缠万贯,加之前任领导又出问题,在改革的“冲劲”方面自然就有所欠缺。

今日的广东已经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广东。最大的不同在于:30年前,广东省自上而下,求变求新的意志强烈,上下同心,使得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30年后,一切试图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在此情形下,将一个地方从发达带向更发达尤为艰难。“允许改革失败,不许不改革”。汪洋这位经常上新浪微博听取民声的改革者如是回应。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他的任务是率先探索转型。

(本报记者韩雨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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