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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扩内需的“牛鼻子”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2011/12/19
抓住扩内需的“牛鼻子”

    话题缘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长期支持我国高增长的出口,由于近期欧美弱增长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今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必然靠内需,扩内需尤其是扩消费将担当提振经济的重任。而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扩内需的“牛鼻子”,全力推进这几项工作至关重要。

    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扩内需战略重点转移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转型

    ■王强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来。这是中央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的、体现了“稳而进”发展精神的新的战略决策,是新阶段经济社会战略的重点转移。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保障和改善民生”理顺了经济建设与民生及人民幸福的正确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但我们在推动经济建设和取得经济建设重大成就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人民,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这种忽视“根本目的”的发展,其后果轻则产生大量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制造腐败和浪费,破坏生态与环境;重则让人民较少分享改革开放及经济建设的成果,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从而酝酿重大的社会矛盾。而提倡“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来,万事民为先,就理顺了经济建设与民生及人民幸福的正确关系。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双稳定”

    从经济方面讲,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大,服务于外向型经济的投资比重也很大。这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态势。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市场,经济大头在国内,就不会过于受国际经济环境的牵制,从而保证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从社会方面讲,“保障和改善民生”则能直接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增加普通百姓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转型

    首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积极实施发展的民生战略,解决目前存在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会直接提高居民消费率,促使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型转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基础上稳步转型。其次,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就是突出了以人为本,将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及社会发展统一了起来,将民生目标和社会进步统一了起来,将民生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统一了起来,促进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导向的转变。由此,也就推动社会走向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和财政开支体制改革,激活与释放社会的创业潜力

    怎样才能“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来,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厚待民生。要迅速研究出台系统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尽快扭转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的现象,逐步并快速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幅及其占GDP的比重。具体措施如推行“工资与GDP同步增长制度”,制订“财政收入与公共服务支出均衡保持规章”等等。

    二是优化财源配置,改革陈旧的“花钱”体制。可以说迄今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只改了一半或者说还不到一半,即只改了经济体制中“赚钱的体制”(如产权体制、流通体制、用工体制等),却没有改经济体制中“花钱的体制”,即财政开支的体制。我们现在仍然沿用30年以前的财政开支“事后报备体制”和“整体预算制”,不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财政开支“事先核支体制”和“个案核支制”。“事后报备制”和“整体预算制”导致乱花钱,不负责任地花钱,年底突击花钱,甚至贪污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无法弥补。“事先核支制”和“个案核支制”可以很好地避免上述弊端。“花钱”的决策比“赚钱”的决策更重要,“花钱的体制”改革比“赚钱的体制”改革更重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尤其如此。因此,广东要率先进行财政开支体制改革,率先实行财政开支体制的“事先核支制”和“个案核支制”。

    三是为富民开路,激活与释放社会的创业潜力。首先,在民生创造的增量方面,要改变现有不合理的民间资金投资门槛和管制,充分放开民间的投资领域,让民间资金有宽广的投资渠道和增值路径,从而直接推动民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民生创造的存量方面,要发挥现有产业领域中企业家的才能,让市场和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来负责进行投资的决策,大幅度减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投资项目,让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从而也间接为全体居民的民生水平作出贡献。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消费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对策:

    大幅提高居民收入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限高、调低”尤其是调高低收入者收入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但对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方面的措施则相对较少

    ■罗福群

    “限高、调低、扩中”是我国现阶段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路向。近年来,各级政府在限制高收入者的过高收入,尤其是调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而对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方面的措施则相对较少。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这表明中央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强调了“扩中”的重要性。中等收入阶层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力量。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格局。因此,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意义重大。如何才能尽快地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认为最主要的对策就在于千方百计地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比,增加劳动报酬总量

    提高居民收入需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国民收入分配主要由出资者、劳动者和政府三大主体参与,三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方占比过大,必然侵害另外两方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普通百姓并不感到自己的收入能达到与人均GDP增长相应的水平,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收入分配中,出资者(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占比过大。就劳动者与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来看,近20年来,工资增幅多数年份大大低于GDP的增幅,而财政收入则多数年份大大高于GDP的增幅。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万亿,占GDP比重超过了1/4。看来,在“扩内需”和“扩中”的背景下,应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比,压缩行政开支特别是数额巨大的汽车、吃喝和出国等“三公消费”,增加劳动报酬总量,给老百姓更多的实惠。

    在工资分配上做文章,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工薪阶层是中等收入者的主体,因此,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势必要在工资分配上做文章。目前企业内部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普通职工工资压得太低。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资本稀缺与劳动力相对过剩状态,从而形成要素市场强资本与弱劳力结合的局面,加上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政府的税费有增无减,使企业把普通职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其结果使得包括技能人才在内的企业骨干的工资水平也被拉低,从而不利于“扩中”。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分配也很成问题,正规的工资调整已经连续多年没有动作。因此,无论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都应当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劳动报酬水平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

    农民也是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扩中”不能不研究农民收入问题

    农民也是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种养大户和各类专业户理应属于中等收入者。农民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因此“扩中”不能不研究农民收入的问题。由于农业生产要承担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因而农村的中等收入者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年成好的时候可能收入可观,年成不好时则有可能降为低收入者甚至返贫成为困难户。为实现共同富裕,使更多的农民兄弟成为中等收入者,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减免农民的各种税费负担,更重要的是切实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大力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此外,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也是“扩中”的重要途径。但我国目前居民财产性收入还处于很低的水平,不仅投资渠道太窄,而且投资环境不理想。当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于银行存款利息、证券交易、股份红利以及房租、房产增值等,而银行存款面临着负利率的尴尬,股市低迷不振,房产收入也面临着严厉的宏观调控。要实现居民财产收益的最大化,应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相对宽松的对财产性收入的监管环境,以促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断提高。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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