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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新政与幸福心法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2011/8/8
幸福新政与幸福心法

    ■编者按

    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引起了热烈而广泛的社会反响,这种反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科学的执政理念的高度认同。这是一种积极的反思、一种价值的澄清,更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宗旨而对人民的承诺。以李萍教授为首席专家的中山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阈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课题组,围绕国民幸福问题,展开了交流和研究。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完善的。

    国民幸福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

    脱离了国民幸福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阶级斗争,还是饱含计算理性的经济建设,都将丧失其正当性与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民幸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概念。不丹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重视“国民幸福总值”的国家。其后,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研究“幸福指数”,并创设了不同的幸福指数模式。国民幸福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

    现代政治是国民幸福的重要源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在其本性上是一个政治的动物,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由男女发展出家庭,进次村坊,又由村坊扩至城邦,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他提出,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在现代社会,政治的力量或显或隐地笼罩着国民的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等各个领域,成为国民幸福的重要源泉。

    国民幸福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目的。经过西方契约论的思想启蒙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达成了一项普遍的社会共识,即政府存设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人生而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或者是保护人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对压迫的抵抗。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指向国民幸福或直接同国民的幸福欲求相关。在功利主义者边沁看来,立法是“政治的艺术”。好的立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实现,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因此,法律体系必须以苦乐为原理,考虑国民全体的幸福,使生存、平等、富裕和安全成为良好政府和优良立法的目标。

    国民幸福是相异的政治实践的共同追求。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会走不同的道路,甚至有时会遭受沉痛的代价。但是,这些相互差异甚至出错的道路,并不说明这些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目标是要远离国民幸福;而只能说明,他们对达致国民幸福的方式或道路的理解出现了分歧或误解。这恰如极端痛苦的人之所以选择死亡而不是苟活,并不表明他拒绝幸福,而是意味着在他看来,死比活着更好或生不如死。因此,不同的政治模式之间的区别不是对幸福的悦纳或者拒绝,而是对通向幸福目标的路径的理解。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有“大政府,小社会”,也有“小政府,大社会”。究竟是选择强而大的政府,还是倾情弱而小的政府,这取决于对国民幸福的促进。

    国民幸福是社会建设的终极目的。纵观历史和世界,无论是救亡革命,还是阶级斗争抑或经济建设,它们都只是实现国民幸福的不同手段;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它们都曾有其合理性。但是,脱离了国民幸福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阶级斗争,还是饱含计算理性的经济建设,都将丧失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因为人们无法设想,一个社会存在的目的只是为阶级斗争而斗争,或为经济建设而建设。中国共产党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人们的认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不断回应社会大众对幸福的要求,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幸福作为革命和执政的根本目标。

    但是,以国民幸福作为政治的崇高目标,其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为了国民幸福而“幸福”,使之成为政治的无奈催迫而不是政治的理想追求与担当。反之,就会演化成国民伪幸福。汪洋书记说:“建设幸福广东,要防止在过去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上出现的问题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重演。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不顾客观规律,追求贴幸福标签的政绩工程。”这对于科学地实践为国民幸福的执政理念意味深长!

    谨防由政府替代公民实现幸福

    欲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幸福,这是人类乌托邦式的梦想;但是,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远离不幸,这是现实政治的使命。

    尽管有足够的理由论证,幸福应该成为政治的最高目标,但是,在具体的路径上,却应尽力避免由政府替代公民实现幸福。这不仅是因为幸福的内涵与具体构成比较模糊而难以成为可操作化的实践;尤其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公民欲求何种意义上的幸福,其本质是公民自决权的体现。政府所应努力的方向只能是底线的且相对消极的避免不幸与提供规则。当我们作如是区分时,不仅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与公民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厘清彼此的职责权限,而且更能尊重公民的权利,更能发挥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因为这种方式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要求政府为其避免不幸,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基本权利;但是,任何公民都无法要求政府为其提供幸福,因为这是非基本权利,取决于公民自身的努力与奋斗。它使得“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公民的归公民”。

    避免不幸,并不意味着幸福。避免不幸与幸福之间的过渡区域恰是公民自身努力的区间。换言之,欲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幸福,这是人类乌托邦式的梦想;但是,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远离不幸,这是现实政治的使命。同时,兼顾避免不幸的平等性和享有幸福的差异性,从而在社会中形成恰当的层级,也有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大众的奋斗激情。为了避免不幸,政府所要做的应该是静下心来,调查与思考:如果存在不幸,那么,引起不幸的因素有哪些;在这些因素之中,又有哪些是政府有能力且有必要解决的。换言之,它首先需要的是务实的面向事实的精神,它需要做关于幸福的市场需求分析。这样可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意味着公共资源使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如果不幸与人格或性别相关,那么,很显然,这是政府无能也无需涉入的领域,因为这是个人禀赋或先天特质。可是,如果不幸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瑕疵有关,那么,这就是政府所应当着力之处。例如,调查研究发现,公民的不幸与分配偏差和相对剥夺的感受相关,与基本需要的未满足相关,与生活尊严得不到维护相关,而这些恰属于政府的职责领域。因此,在追求“幸福新政”的进程中,政府就应努力反思并避免幼无所长、壮无所用、老无所养、食无所安、住无所居和病无所医等不幸事件的发生甚至蔓延。需要避免公民正当的权利被侵犯、合法的利益表达被阻塞、“沉没的声音”被忽视,使得社会大众的“无力感”不再那么深沉,“挫败感”不再那么严重,“沮丧感”不再那么剧烈。

    为了使公民在从避免不幸通往幸福的途中合法有度,政府有责任提供规则。它使得个人或群体追求、享受幸福,是遵循既有“游戏规则”的合法合理结果,他们对由此而来的幸福拥有不可剥夺的所有权。现代社会是产生差异和例外的时代。这既是现代人的幸运,或许也是其不幸。在幸福的追求上,“差异”意味着对幸福理解的多维的发散式状态。它们可能是为信仰的,可能是为美德的,可能是为俗世的,可能是为狭隘的小我甚至物我的;它们可能是超越性的,也可能是现实性的;可能是超验的,也可能是经验的。当这些相异的理解又同时都具备了现代条件下的合法性时,政府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将其认定的某种幸福灌输或强加给社会大众。但是,政府有义务为这些差异的幸福追求提供基本的规则或者划定基本的底线,使多元、差异的幸福追求保持在合法的限度内:任何公民都可以对幸福保持主体性的解释和个体性的追求,但是,它必须满足基本的底线规则。如果政府放弃提供基本规则义务(同时也是权利),那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小人得志,君子出场;更广更深的社会幸福危机就会浮现。如果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比拟为市场,那么,政府提供的基本规则必须使得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而合法地进出市场,公平公正地参加竞争。当不正义发生时,有妥善的司法审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等纠错机制,它只尊重法律,面向事实,不再与特权相关。

    通往幸福人生的“快乐心法”

    幸福新政的一系列理念和措施能不能让人民最终幸福起来,不仅仅是政府单方行动的结果,还需要每个个体积极修炼快乐心法。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提出“幸福新政”的理念,并以极大的诚意和努力,为人民谋幸福。然而,幸福毕竟是与个人体验有关的情感,生活中我们不难观察到,同样的外在条件和情景下,人是否觉得幸福及程度是不一样的,这表明个人的因素是通往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

    心理学创始人塞里格曼在《真正的幸福》一书中曾提出“幸福水平=先天决定的幸福幅度+个人生活境况+自我控制因素”的幸福公式。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他对幸福水平一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观点,但是他对幸福感主要是由遗传基因、生活境况和自我控制三大向度构成的分析,对个体来说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我们将之归纳为“幸福心法”。也就是说,快乐幸福确实也可“遗传”,但是影响幸福的不仅仅是“基因”,幸福可以通过后天的作为得以培养和提升。如果说政府提出的“幸福新政”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人民更加幸福而作外部努力的话;“快乐心法”则是在自我控制向度上做文章,人民作为幸福的主体必须在场并充分调动自身有所作为。快乐心法毫无疑问是人民主体获得幸福的重要路径。

    快乐心法一:重构认知,改变行为。曾有一个故事说,一位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卖雨伞的,另一个是做米粉的。这个母亲心里总是不快乐,因为下雨天担心米粉晒不干,天不下雨又担心那个卖伞的儿子没生意。后来经邻居提醒,这位母亲重构认知,心想下雨天卖雨伞的儿子生意就好,不下雨的时候做米粉的儿子生意就好,因此无论天雨天晴,咱家天天都有好生意,于是在行动上变得天天开心起来。所以说,人不是直接受事情困扰,而是受到他们对这些事情认知和看法的困扰。特别是在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要学会重构认知与编辑快乐,反驳自己的悲观想法,形成正向的自我激励,养成乐观的解释风格和行为习惯,让自己幸福起来。

    快乐心法二:管好欲望,放大幸福。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给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说明,当效用一定的时候,欲望越小,人们感到越幸福。时下被世人誉为“离世界最远,离天堂最近”的不丹王国,尽管经济落后,但依然能够在全球幸福地图排名中挤进前十位,这除了政府早在1998年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战略性概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幸福奥秘就是佛教信仰下的净化心灵与管住欲望提供的精神抚慰,开启了幸福最大化又一典范。其实,当人们的外在环境一定并暂时无法发生突破性改变时,调整自己欲望,也是现实层面实现人生幸福最大化的不错路径。中国古代在孔子与颜回的对话中其实也彰显了这样一种人生幸福生活的重要智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孔子那里,“安贫”进而“乐道”的德性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管理欲望进而让德性精神放大主体愉悦体验的重要典范呢?因此,人们在环境既定进而效用不变的条件下,不能被自己的欲望绑架。做欲望的主人,适当控制物质欲望的增长,设置合理的生活目标,也是使自己幸福的方法之一。

    快乐心法直三:善用支持,提升幸福。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父母、亲戚、朋友、恋人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很多时候,作为社会人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孤芳自赏或独自流泪。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无人分享的快乐决非真正的快乐,无人分担的痛苦则是真正的痛苦。要提升幸福感,个人必须发挥主体作用,激活社会支持网络。善于运用社会支持网路,可以发挥正向快乐情绪的放大器效应和负向消极情绪的缓冲器效应。曾有一位企业家身家过亿,在常人看来他应该很幸福,可是他说他很不幸福,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痛苦感更强烈。为什么?因为事业成功的背后没有处理好与家庭的关系,导致妻离子散。因而人一方面要学会善于运用社会支持,增加自身的喜悦感和自尊,从而起到幸福放大的效果;另一方面,当面临生活不如意或困难时,不必总是一味自己独自面对,应学会运用社会支持网络。比方说,学会向朋友寻求资讯信息帮助或者向朋友进行倾诉交流,都有利于缓解痛苦和不幸。这个时候,人们会在心理上自动生成这样一种理念,即不幸和困难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是身后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一起应对,自然会对不愉快的负向心理刺激起到缓冲器的作用。

    当然,快乐心法还包括善于运用社会比较理论、充分利用适应性理论、期望值管理等方法来提升幸福感。总之,幸福新政的一系列理念和措施能不能让人民最终幸福起来,不仅仅是政府单方行动的结果,还需要每个个体积极修炼快乐心法。只有这样,“幸福新政”和“幸福心法”才能有机联动,人民才会真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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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图书馆

主编:杨永红   副主编:李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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