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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安给力“打工文学”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2010/11/30




近30年宝安打工作家及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占据中国打工文学制高点,并成为宝安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名片
深圳宝安给力“打工文学”




  11月2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打工作家齐聚宝安,共论打工文学前景。


  打工作家代表发言。


  岁末的南国,乍冷还暖的空气中又开始孕育新的生机。此时正是回顾收获,展望新春的季节。

  11月2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广东省作家协会作指导,宝安区委、区政府,深圳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的第六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在宝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打工作家齐聚一堂,共论打工文学前景,展开思想交流和建言献策。

  打工文学,就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文学。近30年来,中国打工文学发端于改革开放前沿、打工群体高度集聚的深圳宝安,并光大于斯,成为了深圳乃至广东的知名文化品牌,也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时光荏苒,打工文学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的流派地位变迁,从单调到多元的叙述维度嬗变,从业余到精英的创作形态更迭,日臻成熟。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论坛与会者梳理了打工文学成长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社会发展潮流势必给打工文学带来更为丰富的体验与素材,也为打工文学提供了突围、涅槃的升华空间,打工文学有望向当代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经验。

  伴随特区一体化的深度实施,以及宝安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扶持,打工文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亦将突破文学本身,引导社会关注打工群体的文化权益,关注打工群体文化创造权利的实现。打工文学再出发,将承担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愿景。

  □前传

  

  生于宝安

  

  生于改革

  “宝安是中国打工文学毋庸置疑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在论坛现场,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杨宏海表示:“宝安成为打工文学的‘娘家’并非偶然。俗话说‘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广东的打工者比较集中于深圳,而深圳的打工者又比较集中于宝安,宝安拥有浓厚的打工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恢弘磅礴的时代背景和宝安区外来打工者密集的地缘因素孕育了打工文学。一群外来的打工者经过地理上和城乡间的迁徙,来到了城市的工业流水线,这种时空上与生活上的变幻体验成为了他们独特的文本素材。他们当中一部分文学爱好者,开始尝试用手中的笔,去建构属于打工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社会文本。

  上世纪80年代,几名打工文学作者租住在龙华两间老屋开始了文学的跋涉之旅,他们创办起8米长的《打工城》文学橱窗。同时,当时的镇政府创办了全国最早之一的镇级报纸《龙华报》,并且大量刊发打工文学作品。同样的文学热也在宝安他处萌芽,石岩镇文化站成立了“打工文学社”,办起了文学墙报《打工村》,这些质朴的文学创作、交流模式在外来劳务工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让宝安打工者的文学创作热情高涨。这些年轻打工者的文学梦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精神追求助推了打工文学这种全新文学形式的启蒙和发展。

  1988年,宝安诞生了国内第一本面向打工者的文学杂志———《大鹏湾》,这成了打工文学编年史上最具里程碑的事件。这本由宝安文化部门主办的刊物成了打工文学爱好者的“黄埔军校”,集约、提炼出了打工文学的作品流派风格,也创下了单期发行15万册的出版神话。

  通过《大鹏湾》的推动与辐射,张伟明的《我们INT》、林坚的《别人的城市》等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作品迅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这些取材于打工生活的文学描写,以独特的叙述维度展现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给个体及社会带来的强烈冲击,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视角,也走进了主流文学评论家的解读空间。

  生于宝安、生于改革。打工文学就这样在时代的进程中天然地填补了打工群体在文学史中的话语空白。从这里出发,影响了中国,影响了几代读者。

  “打工文学是一个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名’的文学现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某种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给当代中国文坛增添了一个新品种。”《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

  □今生

  

  扎根宝安

  

  锻造名片

  打工文学不仅在宝安生根发芽,还在这里开花结果。近30年来,宝安打工作家及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宝安创作”占据了中国打工文学的制高点,并成为了宝安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名片。

  打工文学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历届宝安区委、区政府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给打工文学作者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宝安区相继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如《深圳市宝安区文学作品奖励办法》、《深圳市宝安区打工文学作品奖励办法》等奖励性文件,对优秀作品的最高奖励达20万元以上。

  据宝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桦介绍,宝安区目前办有各类文学期刊20多种,其中包括区委牵头主办的《打工文学周刊》、《宝安群文》、下属街道主办的《民治·新城市文学》、《羊台山》、《观澜河》、《沙井文化》、《凤凰山》等等。同时,还有个人自费创办的《好汉坡诗刊》、《大象诗志》、《华文》、《中国南方诗刊》、《深圳诗人报》、《诗人街》等等。一个区同时拥有如此多的文学期刊,殊属不易,构成了纯文学界的“宝安风景”。

  “宝安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经常请来全国著名作家,一对一扶持有重点选题的宝安打工作家,并给一批打工作家调进宝安户口。在宝安写作,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幸运是因为遇上了难得的创作好时机,遇上了难得的文学创作发展生态!”在宝安打工、写作并改变了命运的作家唐成茂说。

  良好的创作环境造就了宝安打工作家的聚集优势和创作高峰。据初步统计,全区现有骨干作家近五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打工作家。他们中的百余人加入了各级作家协会,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8人。仅今年以来,他们就在《人民文学》、《十月》等一大批地市级或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一批作品获得《人民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立足宝安,心怀天下,许多打工作家通过打工文学改变了命运。杨宏海说:“一批打工文学作家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从打工者成为编辑、专业作家等,他们的作品更多地关注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更加关注文学性,他们的写作更具精英化。在这些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十月、郑小琼、萧相风等一批作家。”

  前不久,从宝安走出的打工作家王十月凭借小说《国家订单》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为打工文学再增高度。

  “王十月证明我们打工文学进入了主流的视野。”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我们常常讲文学是时代的心灵史,很多人由乡村来到城市,产生错位之感,要寻找文化的归属感、文化的认同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文学,所以这也是我们打工文学的贡献。”

  □展望

  

  理应承担

  

  历史使命

  回顾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其挣扎向上的顽强姿态令人动容。事实上,很多评论者对于打工文学的关注往往纠缠于这一文学现象的表象而忽视了文本的本身。

  “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打工文学一直没有停止过被质疑,譬如作者身份问题、作品题材问题。”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罗烈杰说。

  过多拘泥于劳资关系、社会地位等打工场景与题材,过多体现愤怒、自悯乃至自卑的文字曾经是一些评论者对于打工文学的“灰色印象”。如何跳出单一的体验式写作,体现文学创作的高端化与精细化,成了打工文学突围的关键节点。

  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南翔主张提升打工文学的文学品格,更多地关注被书写者的精神内核和精神状态、关注性格变化的多样性影响、更多关注文学叙事的品格内涵。

  “我们当下正在关注中国的文化怎么样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学怎么样创造当代文学的经验?我认为打工文学可以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杨宏海认为,要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就需要打工文学坚守已有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更广阔地拓展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的视野,要突出作品的文学性和深远的人文关怀,借鉴中外文化的艺术成果,塑造自己独有的艺术形象,力争写出具有国际意义、具有中国审美特色的精品力作。就此而言,打工文学任重道远。

  打工文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将突破文学本身,延展至社会发展的层面。“宝安区委、区政府的历届领导班子对打工文学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出席论坛的宝安区委副书记张洪华说,打工文学的蓬勃发展,保障了劳务工的文化创造权。“我们的劳务工要融入这个城市,他们需要享受文化权利,我们办起了很多文学刊物,举办文学论坛,让他们有发表作品、反映呼声之处,有一个思考、阅读的空间。”张洪华说。

追寻与守望升华与超越

专家学者齐聚宝安纵论打工文学



  11月28日,第六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在深圳市宝安区举行。胡平、雷达、廖琪、温远辉、周建平、周航、谢有顺、鄢文江、杨宏海、南翔、胡野秋等专家学者齐聚宝安,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作家共论打工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打工文学是需要追寻、守望,还是需要升华、超越?打工文学大本营在“新特区时代”面临何种机遇和挑战?后打工文学时代是否真的来临?打工文学能否为当代世界提供中国文学经验?与会者各抒己见,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想盛宴。

  著名作家、评论家雷达

  打工文学产生于特定时代

  打工文学是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的特定文学现象。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情感,他们大多具有乡村背景,因进入城市的种种遭遇,产生了书写的冲动,便形成了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应更多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斗争,表现出人的胸怀和尊严,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的姿态而言,不能仅仅体现在吐苦水上,应该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主要是自我意识和人格意识的觉醒。

  凤凰卫视策划人,著名文化学者、作家胡野秋

  打工文学需要超越

  打工文学面临的语境变化非常复杂。第一是打工文学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化的格局;第二就是“城市病”的提前爆发;第三就是书写对象的变化。

  打工文学时代是不是需要超越?我认为打工文学应该向后打工文学过渡,一是文学现场的拓展;二是人物会从单一走向丰富;三是从简单的倾诉向和城市艰难融合的历程转换。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一定有它的生命期,后打工文学应该是对打工文学的超越。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璋飙

  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健康发展

  从第一批打工文学产生到现在,已将近30个年头。2000年,深圳市和宝安区以打工文学为主题,组织了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为打工文学正名。

  打工文学发展方兴未艾,我们需要全社会来关注打工群体的文化权益,积极探索为打工者服务的形式和职能。多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联和宝安区委、区政府加大了对打工文学的扶持力度,采取系列扶持政策,推动打工文学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胡平

  打工文学应重视精神性写作

  文学的中心是写人,人是分群体的,巨大的群体生存状况必然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类别。打工文学有这么庞大的群体,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学的重要方面。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可以创造非常好的题材,知青文学和打工文学必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我们需要从打工题材中重新发现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都是写人的,但纯文学更重视精神性、灵魂性的写作,《国家订单》及其他打工文学优秀作品,正是在精神性写作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温远辉

  优秀作品肩负神圣使命

  过去对打工文学的话题都是围着打工来转的,今后探讨的话题应该围绕着文学来展开。只有努力建立起自己的人物形象谱系,着力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心灵要求的独特形象,打工文学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打工文学的文学意义在于必须是理想的文学,雨果说过“理想是明灯”,缺少理想底蕴的作品,是照相式的植入文字,优秀的作品总是肩负着一种神圣使命,那就是坚持人的尊严,要让文字焕发出光彩,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中山大学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谢有顺

  文学写作边界需要扩大

  打工文学至少扩大了我们原来对文学理解的边境,我们除了喝咖啡的生活,还有很多铁皮屋里面的生活、工厂里流水线的生活;其次是丰富了我们对人的理解;其三是打工文学开始关心他人的痛苦。

  他人的痛苦可能是文学里面非常神圣的母题。书写者要有一种立场和视角,就是真正关心他人的痛苦,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是文学写作边界的扩大,从自己里面走出来,把自己返回到一个更广大的空间里,把自己和这样一个类型的人能够更多地连接在一起。

记者观察

向当代世界贡献中国文学经验



  打工文学在宝安、在深圳发展已近30个年头,这个在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转型进程中产生的新的文学形态,是广大劳务工群体创造的“文化品牌”。

  作为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深圳宝安始终坚持对这一文学形态的呵护和培植,并将“打工文学论坛”列入读书月的重要品牌活动,推动了劳务工的阅读普及和打工文学的不断发展,从中涌现出一大批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打工文学也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殿堂里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城市化,是一场亿万人进入城市、打破城乡壁垒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打工文学方兴未艾,它将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始终,决不是一个短暂的文学现象。打工作家无疑应该站在时代高峰,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打工现象的来龙去脉,放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深刻变革的大局中去思考,体味打工现象对推动中国发展的巨大意义。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学现象,从宝安、深圳起步,以鲜活的文化形象、丰富的人生场景、独特的文学语言,已经在部分地改变着中国文学的版图,并对当前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越来越引起海内外文学界的关注。当前,在全球化的背景及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也必将会向世界贡献出更多具有中国独特审美经验的优秀作品。

  中国的文化怎样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学怎样贡献当代文学的经验?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打工文学的历史使命。而打工文学无愧于这种担当。打工文学由于直面社会人生而更为切近中国经验,由于来自民间而更加生动、形象、鲜活,由于艺术探索不限于形式层面而更有先锋性,可以期待在优秀的底层写作中,将有可能出现既有国际意义又有中国审美特色的精品力作。

  撰文方晓达黄伟吴永奎摄影何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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