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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的读书人生

作者:叶松   《教研信息》2021年第5期  录入日期:2021/6/1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是中共党内“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典范。他的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在漫长的救国之路中,徐特立先后前往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苏联学习或考察教育。他饱经忧患、不断求索,为真理而斗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徐特立学识渊博,却时刻以为不足,总是以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读书学习之中,并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最终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

  早在青年时期,徐特立就立志读书。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定“破产读书”,并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徐特立家境贫寒,读书之路自然也充满坎坷。他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田地(一年可收20石谷)逐年变卖,专门用来读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计划制定后,徐特立就不再顾忌周围人的眼光和议论,而是按照设想的计划逐步落实。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他都买了回来,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阅读。遇到疑难问题,他就自己找参考资料去摸索和解决。

  徐特立白天教书,夜晚读书。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来学习,就连走路、吃饭、睡觉也不忘学习。同时,他认为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消化,又不能记忆,读了等于不读。学习《说文》时,徐特立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就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以便熟记篆文写法。学习数学时,他常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者一个题目,然后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完一段路程、掌握这个知识点之后,他就停下来翻看下一题。学习心理学、伦理学时,他先把术语抄在小本子上,然后放在口袋里,方便随时阅读。

  除了“定量”,徐特立读书还遵循另一条原则,即“有恒”。徐特立坚持执行“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到了第八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初试30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19位,这使得他的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随之,各处学堂争相聘请,许多学生慕名求教,他的年薪也涨到了60串钱。后来,徐特立回忆说:“我从20岁到30岁,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这一时期,凭着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徐特立博览经史子集等古籍,涉猎数理化史地等近代自然科学书籍,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5年春,28岁的徐特立离开家乡,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开始新的学习。毕业之后,他受聘至周氏女塾任教,以国文教学为主,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等课程。经过几年的了解和观察,他发现了教育上的不少问题,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问题很多。1910年2月,在朱剑凡的资助下,徐特立前往上海参加江苏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徐特立由上海前往日本,考察日本小学教育。在日本期间,徐特立重点研读了日本教育学术研究会编写的《小学校事汇》《三十个优良小学校》等著作,同时还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经过外出考察,徐特立感受到教育科学的重要性,思想上有了明显变化。回国后,他撰文介绍上海、日本的小学办学经验,推动小学教育改革工作,他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越多越好。”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徐特立针对学生读书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毛病,提出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他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读书可以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还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的这种学习方法,读书期间做了好几网篮的读书笔记,包括听课、自学、摘抄的笔记,以及随感、日记等。

  尽管声望和成就不断提高,徐特立却并未停下求知若渴的脚步。这时,他的教书所得已十分可观,“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丰厚的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他将“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1919年以前,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而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徐特立在短期内一手培训出来的。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看到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徐特立认为“国家有前途、有办法,自己也觉得年轻了”。为了做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他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有朋友劝他不要“到外国去做扶拐棍的学生”,徐特立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主意打定后,徐特立立刻开始行动。他在筹集齐旅费后,回乡与妻儿告别,于1919年7月离开长沙前往上海,等候轮船出国。同年9月,徐特立在“英文只会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离开祖国,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到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读书期间,徐特立刻苦钻研俄文、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回国后,徐特立长期领导教育工作。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他依然不忘教育工作,抓住各种机会,教授战士们学习文化。行军时,徐特立要求战士们在背包上、草帽上、斗笠上写上字,边走边教边学,而且每天只教一两个字,要求战士们先学会念,然后会写会用。有些战士嫌每天学得太少,徐特立耐心地说道:“一天学会一个字,一年就会365个字;学会两个字,一年会730个字”,“只要坚持,用不了半年,不但可以写标语口号,还能写信”。

  延安时期,徐特立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为了编辑出版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等教科书,他常常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核证。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校长期间,为了使读书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思想。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同时,他还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徐特立“三位一体”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一大批发明创造,有力地缓解了陕甘宁边区迫切的生产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困难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特立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72岁的徐特立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虽然学识深厚,但他总是和以前一样虚怀若谷、废寝忘食,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在繁忙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还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徐特立总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学习,从不满足和停顿。毛泽东赞扬他“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中共中央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是诲人不倦”“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徐特立这种谦虚认真、勤勉好学、时不我待的读书精神,值得我辈永远学习。

  ——摘自《学习时报》202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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