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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变局:我们能否回到昨日世界?

作者:孙兴杰   《教研信息》2020年第10期  录入日期:2020/11/11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世界和未来发展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目前,新冠肺炎的确诊和死亡病例还在不断增加,在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出来之前,人类很难说真正战胜了病毒,病毒带来的病痛和死亡正在迫使我们适应和习惯常态防控的现实。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变得危险。为了生命的安全而居家隔离,还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出家门,成了很多国家当下面临的两难困境。

  我们熟悉和习惯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日渐紧密、透明,甚至是拥挤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是绵密互动和高度互赖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之网”之中,这张大网的广度、密度和深度决定了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以及由此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按照过去三四十年的历史演变的进程,人类之网会更广、更密和更深。

  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打破了线性的历史进化论,而将我们导入了对“大变局”的深度反思之中。也许,我们熟悉的昨日世界已经远去了,未来的世界将大不相同,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可以说,新冠肺炎是几十年来,全球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新冠病毒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它来自于自然界,跨越了物种,且传播性极强,而绵密的人类交往网络也为病毒的全球化传播带来了便利。世界变了,我们的认知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会随之而变。

  第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式还是保持社交距离。保持社交距离意味着人类之网处于暂时“冻结”状态,这是疫情带来的“锁闭效应”,从个体到社会,从国家到世界,锁闭效应带来了结构的重构。个体生命处于微寄生与巨寄生两个体系之间,而社会、国家、国际社会等等都是人造系统,只有个体生存下来,自然的世界和人造的世界才能连接起来。我们看到,虽然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心理不一样,但是都采取了隔离措施以应对病毒。

  第二,在生死考验面前,人的需求变得简单而直接,就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欲望。人的需求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意味着人的需求是水涨船高的,新冠病毒让人的需求一下子降到最基本的层次,那就是活下来。研究制度变迁的学者会寻找制度变革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观念体系,或者说是人的世界观。改变人的观念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路径依赖”的原因,各方利益或者观念形成了僵局,制度就无法演化。在疫情之下,人的需求和观念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对于人造的世界来说,这是外生力量,是系统外的冲击,冲击波从个体开始不断延伸开去。在疫情之下,很多人居家隔离,减少社交活动,从忙碌中闲下来,难得的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有了更多的反思的可能。从忙碌和消费主义的泡沫中“隔离”出来,有些人会发现,其实自己不需要那么多,我们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虽然隔离是为了对抗病毒,是自我拯救的被动行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完整,重新对个体生命有了更加准确的定位。

  第三,个体观念的变化,社交距离带来的“去连接”,让我们日常生活的网络慢下来,甚至被冻结起来。商品、资本、人员的互动处于冻结或者半冻结之中,全球贸易下滑、经济缩水。疫情对于个体生命系统是个全方位的考验,对于人造世界也是同样的考验,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只有构建起具有韧性的防控系统才能在新冠病毒肆虐中生存下来。战胜病毒,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在疫情面前,诚实是最重要的武器,只有坦诚沟通,信息共享,才能让每个人面对和承担自己的责任,通过群体的力量和人类的智慧共同战胜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重大挑战,它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无法作出真正的评估。我们既不能被病毒吓倒,也不能无视病毒,而是需要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放在世界大变局中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各国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防控之战。人们期待的是疫情之后,我们再回到昨日世界,然而,我们曾经的“昨日世界”在疫情到来之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笔者曾经以《2019年后,危机后,还是后危机?》回顾了过去十年来,我们所处世界的变化。简而言之,世界并没有超越2009年的危机,而是处于危机之后,包括不平等的程度与1929年大危机前的人类不平等的峰值相当的地步;贸易战烽火四起;“美国优先”导致了一个“紧缩”的国际体系;大国战略博弈与地缘政治的回归等等。没有预想到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从病毒到个体生命,疫情加速了社区-国家-世界的裂变,危机沿着断层线传导,疫情带来的危机叠加到了已有的危机之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从人类之网的广度来说,新冠肺炎借助这张网络传到了世界各地,这场疫情也可以说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流行病。为了防控疫情,边界重新显现出来,具有广度的网络被切割开来,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也是社交媒体网络时代的第一场大瘟疫,虚拟空间的网络没有因为疫情的到来而被锁闭,而是更加畅通。具有广度的全球性网络依赖于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疫情过后,这些基本的设施不会被摧毁,我们不会退回到坐井观天的时代。全球性的生产与交换的网络不会退潮,交换是人类的本性,好奇心也是人类的本性,世界的广度已经成为常识,也是我们所知世界的底色。

  从网络的密度来说,新冠肺炎迫使世界更加“稀薄”。曾经,较为廉价的航空让洲际交流变成了日常生活,人员的流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旅游的兴盛意味着人的空间被大大拓展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模式被超越了。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能够进入高密度互动网络的机会并不是均衡的,由此加剧了不平等。资本、技术、信息的高速流动犹如财富分化的加速器。从1999年西雅图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开始,受到相对剥夺或者绝对剥夺的人群被甩出了这个网络,贸易战也好、脱钩论也罢,其背后是一股反抗性的力量。效率和公平之间需要达到新的平衡。城市是全球性网络中密度最大的节点,财富、权力、技术、信息等等集中于城市,但是也需要看到城市空间并非均质的,处于边缘的群体是全球化的失意者。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类之网的密度一下子降下来,我们相信疫情过后交往互动的密度会有所恢复,但是很难寄希望会恢复如初。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人类网络的密度到了一个拐点,疫情加速了这种转变。疫情“冻结”了网络,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甚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航空、石油、酒店、体育、娱乐、旅游等行业基本被冻结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借助互联网,很多活动被转移到了虚拟空间,“面对面”是危险的,“云”教育、“云”聚会喷涌,也许疫情会导致产业的重构,一些产业可能消失了,而与疫情相适应的产业会快速成长,当然,这种产业重构会带来巨大的成本。

从网络的深度来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确认了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我们的先祖的“部落”传统。“邓巴数”基本是网络深度的常数,人类有效的朋友圈只有150人,其中一半是自己的亲属。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够知晓地球另一端的故事,很多人会半夜刷社交媒体,但是并没有解决自己的心理需求。网络的广度和密度对深度形成了压力,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尖锐的挑战就是如何弥合深度与广度、密度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摩擦面就是认同的问题。社交媒体可以无限延展,但却形成了越来越封闭、碎片化的朋友圈。

慕尼黑安全峰会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体系中信息在朋友圈中传递,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污名化、甩锅论从来没有停歇过,社交媒体没有帮助人们形成共识,而是加剧了口水仗。令人欣慰的是,从事疫情防控的科学家们借助便捷的社交媒体工具展开了密切的交流,极大增进了我们对于病毒的了解,也大大缩短了疫苗的研发以及治疗方案的更新。在病毒面前,需要摒除偏见,坚持价值中立的精神去推动信息的交流。

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变局,更需要我们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去面对中国和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对世界的认知越深彻,中国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就越清晰。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类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只有携手合作才能一起走出疫情,做好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大国外交的使命所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疫成效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阶段性成果。)

——摘自光明网——理论频道20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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