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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的重构与唯物主义的政治意蕴——重思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来源与特质

作者:袁立国   《教研信息》2020年第5期  录入日期:2020/5/15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启蒙哲学的遗产,实现了哲学史的伟大革命。但容易被人忽视的是,启蒙哲学在其本质上是一场以内在性反抗超验性的进程,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内在性的辩证转化超越了近代哲学。本文首先立足于启蒙政治哲学的历史性变迁来考察内在性的出场形式,并以此问题意识,揭示马克思在克服意识内在性的基础上重建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所具有的政治意涵,进而就马克思哲学对“存在”之真实结构的揭示及其通达新社会的路径提供说明。

 

政治超验想象的终结及其内在性迁移

 

  近代启蒙政治哲学表明,现代政治已经不再从超验性存在中汲取合法性,而是开始从主体及其内在性寻找根据。从18世纪开始,浮现出一种描述人类行动与社会风尚变化的全新的语言:政治经济学。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社会理论家,他们认为:正如牛顿发现了物理世界的力学规律,经济学就是对社会的力学规律进行研究的学问。

  政治经济学的出场表明,现代政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是相比于政治而言的更具本体性的力量,而力量来源于劳动。对劳动的发现是现代政治的最高成就,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描述了从古代“美德政治”向现代“劳动政治”的深刻变迁:尽管主人意识通过冒死斗争而被奴隶所认可,但奴隶意识却在其陶冶自然的劳动中发生了向主体性的辩证转化。马克思同样认为,同意识的内在性相比,劳动是更为根本的存在论层次。因为劳动就是生命的彰显。事实上,古代的等级政治一旦被颠覆,从而能够平等地对待劳动者和像奴隶那样的人,人类将会发现这一基本事实:人类在其本性上就是由满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所塑造的。而现代性之要点并不在于争论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何者更为高贵,它不过是反映了政治的内在性迁移将导致民主与大众社会之来临这一天命。现代性之前途在于通过对生命政治的重构,挖掘人性的自由与解放的潜能,这正是唯物史观继承启蒙的深刻之处。

  在马克思的全新视界中,对事物的实际存在过程的描述取代了形而上学对于超验本体的想象,进入到内在性即唯物主义的反思空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于把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尺度,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批判性分析,重构了社会政治的未来图景。

 

  从意识内在性到唯物主义内在性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把内在性与唯物论相结合,意味着对任何形式的超验存在予以拒斥,回到物质生活的尘世中重构哲学的反思平面。内在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往往被表述为意识同一性对世界的逻辑构造,到了马克思那里则意味着探寻意识同一性其自身在社会中被予以“先验构成”的权力机制。也就是说,近代启蒙理性仍然处在晦暗中,其自身的被给予性根据有待追问下去。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观点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形式分析,马克思完成了从实践人本学到社会存在论的视域切换。这一存在论转向扬弃了传统认识论的模式,其深意是:实践是社会构成物,社会是真正的内在性。

  从存在的视角看,意识不是纯粹的先验性,相反,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意识结构的发生机制是社会存在过程,即先验主体是“自身无意识的社会”。由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对存在的先验结构的勘定就呈现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所敞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阈中。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存在的先验性被破解为一种颠倒的物象结构。这个结构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被裹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从意识的内在性回溯存在的内在性,就是从物化的逻辑构成中对资本、阶级、法权、意识形态等诸要素之间内在关联的发生学考察。随着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超验实在被唯物主义内在性所击穿,马克思的存在论以对具体性社会关系的分析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空间的变革。

 

  唯物主义与认识论批判的新课题

 

  由于马克思的存在论不以形而上学的一般实体为对象,其认识论批判也不关心传统的认识论问题:主体关于世界的知识何以可能、思维如何切中实在?而是要追问:哲学的思维方式本身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其用意并不在知识论上,而是指向对传统的哲学思维本身的合法性来源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形而上学这一分裂的意识是物质实践及社会分工的产物。作为独立思维的哲学王国不过是社会中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观念性幽灵,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不过是在意识领域完成了对现存秩序的确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明了意识哲学之所以无法真正地通达对象,根源在于这种意识的先验机制不过是由对抗性社会关系所构筑的物化意识。对物化意识的消解取决于“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物化的批判性分析取代了传统的知识论问题。科学认识论就是在唯心主义对知性范畴作无批判运用地方,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寻找使其抽象化的社会形式。

  按照索恩·雷特尔的马克思解读,现代社会在其本质上是被商品交换所架构的社会,即一个彻底的交换型社会。在交换中,商品二重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和纯粹价值符号的货币。货币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类似于康德的自我意识所具有的先天综合作用。其综合性体现在:货币是从商品中分化出的但却能购买一切商品的、具有最强大统一性功能的商品。只不过统觉的先天综合发生于内意识领域,货币所执行的综合则是一种社会综合。无论是哲学上的知性范畴的先验综合过程,抑或是经济范畴的运动规律,它们都源于商品交换所形成的社会抽象,是社会存在的内在固有物。

  由于交换关系从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仅仅把观念抽象溯源于商品交换仍然是不究竟的。因为交换关系仍不是观察社会的真实起点,而是作为资本自我确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对于认识论批判而言,重要的是从交换关系进入到生产关系的规定中,才能进入存在的内在性。

 

  存在的“非同一性”与政治的剩余空间

 

  通过对资本运动过程的考察,马克思揭示“存在”在其本性上是一个无法完全被交换价值所彻底抽象掉的矛盾体,《资本论》完整地展示了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中同时制造同一化与非同一化的运动过程。从交换环节而言,劳动和其他商品一样并无二致,资本家依照市场定价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获得其创造的价值。然而,与其他商品不同,劳动是无法完全被交换价值所同一化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存在。剩余价值正是来源于这部分没有被同一化的东西,即人类劳动的非同一性维度。剩余价值学说绝非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控诉,而是要揭示“存在”的本真结构。内在性唯物论不仅把客体之优先性视为准则,并且承认世界本身之“非同一性”的事实,而不像唯心主义哲学那样用意识同一性抽象掉非同一之物,塑造出观念本体。

  从唯物史观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审视存在的非同一结构,会看到:剩余价值学说的核心并不在于价值,而在于其中的剩余问题。也就是说,存在的非同一性制造出剩余,而剩余意味着存在始终具有溢出自身的可能性,从而在其内部积聚导致自我颠覆的力量。

  从存在的剩余性来看社会形态变迁,可见共产主义并非是脱离于当下的未来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隙”中生成的脱离商品形式同一性的集合体,其现实性源于当旧生产条件无法继续容纳这一生产力时“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这些“新社会的因素”是资本同一化运动中的剩余空间,即资本主义内部所生成的新共同性。

在较长时期内,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并且采取了更为复杂、多样的斗争形式。只要在劳动过程中存在现实的矛盾,与资本统治相反叛的主体性就会被生产出来,从而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规范与限制资本的潜在的联合力量。另一方面,随着当代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以及全球交往的普遍深化,社会性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明显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公有制经济总体性地调控生产资料,配置、驾驭资本逻辑以服务于社会,正是基于对“新的社会因素”的自觉而主动采取的社会政治实践的策略。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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