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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百年祭

作者: 金冲及   《教研信息》2019年第7期  录入日期:2019/7/19   

五四运动到现在,整整100年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众多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那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五四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对当时祖国苦难境遇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合理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激发出来的。这是五四运动所以能发生的内在动力。

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转折点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爱国运动。同初期新文化运动时相比,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初期新文化运动反对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而这时更突出的是一场反对西方列强强权政治、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爱国运动。第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层面主要是在人数毕竟有限的知识阶层中,活动方式主要是在刊物和报纸上展开的激烈论战,而后者却是规模空前、有成千上万各阶层群众投入的爱国群众运动,活动方式也更加激进得多。第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开始广泛传播。当然,这两个阶段又一脉相承、难以截然分开。这个巨大转折的发生,既是中国爱国者坚持顽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取得的结果,又由此时此刻世界大局强烈变动所直接导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五四这样惊人大风暴的袭来,又使大批爱国志士短时期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不少原来因革命陷于低潮而过着苦闷孤寂生活和平素只生活在宁静的个人小圈子里的人群,一旦积极投身到这场火热斗争中后,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中去。他们不是停留在一时的激情和狂热,而是和运动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经常严肃地共议国事,一见面谈得最多的是,经过反复比较、探寻,究竟哪一种新思想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在新生代的知识青年中出现了有毛泽东、蔡和森等的新民学会,有周恩来、邓颖超等的觉悟社,有恽代英、林育南等的利群书社等团体。随着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图书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和广泛发行,新思潮传播影响到许多中小城市,已有相当大的群众性。他们目光更加开阔,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国家民族的“大我”之中,投身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去,谋求国家民族的复兴。许多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从这些人群中走出来的。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思想大变动,是平时多少年也难以做到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自然引起更多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1919年,曾在日本留学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影响的李大钊又分两期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基本原理。一些报刊纷纷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中带来的最重要成果。

但人们要真正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容易。在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几乎没有,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人那时并不多。邓颖超回忆道:“在‘五四’那年的夏末……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这在先进人们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是自然的现象。但他们不满足于那些间接介绍或粗线条的了解,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需要更系统的学理指导,便转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1920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全本的《共产党宣言》。从1920年9月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刊物。先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较明确而系统的了解,并且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在这时出现明显分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走上不同的道路。双方发表文章,在公开论战中阐述各自的观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并不是抛弃了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关在书房或会议室中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深刻、更切合实际了。

毛泽东在1939年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后,他又写道:“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它们的成员大多成为早期的共产党人。接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始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留日、留法学生中相继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五四运动应有的历史定位。

整整100年过去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重温100年前五四运动前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先人们在中华民族处于如此险恶境遇中那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也强烈感受到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并不断发展是多么不易。100年来,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顽强地探索和奋斗,做过多种多样的尝试,一再想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特别是曾力求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实践告诉我们,别的路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接着一代人的持续奋斗。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永不停步地开拓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摘自《求是》20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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