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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人性之魅

作者: 蒯乐昊   《教研信息》2018年第12期  录入日期:2019/1/11   


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策展人王一竹正在紧张布展,丰子恺诞辰120周年的回顾展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1963年出版的《丰子恺画集》的《代自序》中,丰子恺写下了自己的艺术志趣,“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这一句话,也道尽了他在身后三十余年还饱受喜欢的原因。

了不起的师范

丰子恺一生中有个最著名的老师——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几乎是丰子恺精神上的父亲。但很多人不知道,丰子恺的第一任老师,是自己的生父。

当时晚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始建于1908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很快成为教育界的翘楚。1912年清政府灭亡,学校广纳贤士,很多社会名流投身教育,那时在这所师范任教的,就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人物的周树人(鲁迅)、著名作家夏丏尊、教育家陈望道,以及年轻作家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还有对丰子恺一生影响极深的李叔同。

丰子恺的一生,就从这所星光灿烂的师范起步。

当时李叔同执教图画,教学生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对西洋画法十分陌生的学生们都感到无从入手,四十多人里面,竟然没有一个能描画得像样。李叔同就示范给同学看,再把自己的范画贴在黑板上,学生对着范画临摹。只有丰子恺等极少数几个同学,坚持直接对石膏写生。他逐渐领悟到,对着二维的画临摹,和对着三维的实物,感受完全不同,他的画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提升。

“有一晚,为了级长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间去报告。报告毕,我将退出,李先生喊我转来,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我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

丰子恺说,正是从这一晚开始,他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奠定了丰子恺在文学、绘画、翻译上的基础,国文老师夏丏尊尤其功不可没。丰子恺早年所有的文学尝试,都预先拿给夏先生看,写得好,夏先生就热烈表扬,写得不好,夏先生就皱眉头,“文章不是这样做的。”

当时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都难忘这两位杰出的师者。李先生清瘦,不苟言笑,严肃寡言;夏先生圆胖,脑袋又大又圆,心直口快,嘴巴碎,爱操心,对学生样样要管。仿佛一个严父,一个慈母。

师承里的中国血脉

西洋素描规范了丰子恺的绘画实践,日本漫画给了丰子恺图式上的灵感,但是他在绘画上的精神血脉,却依然是东方传统。他曾经细细剖析过自己的艺术师承,除了日本的这些画家,另有两位中国的传统文人画者,对他影响深远,其中一位是陈师曾,另一位是曾衍东。

陈师曾家学渊源,是清末诗人、改革家陈三立之子,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也曾赴日留学,兼修西洋画,归国后也从事教育工作,同时画画。陈师曾的经历颇跟丰子恺为相似,他在当时火热的报纸副刊发表插画,令丰子恺眼前一亮。

“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在陈师曾的作品里,有很多文人画小品,也有大量的民国初年老北京日常生活场景,描绘对象大多是底层人民:收破烂的、拉骆驼的、说书的、送葬的……有时还配上打油诗,世情百态皆可入画。这种集文人画和社会性于一身的绘画充满了时代感,是传统精英阶层在民国初年必然兴起的在民粹潮流之间寻找契合点的一种尝试。

丰子恺从陈师曾那里学到了世界观,在另一位传统画家那里学到了方法论。他写道:

“衡老(陈师曾)给我的启发很大,但他的人物线条、点染和山水画的皴法、堆叠,都和我的不同。你能看出我人物画的笔法吗?我绝不是沿袭明代曾鲸一派的。我是从一个很受日本人器重和爱好的中国清代较冷僻的画家那里学来的……七道士曾衍东确实是清代画坛上的怪杰,他不可能接触西洋人物写生画,但他的笔法简单而予人以质感和灵活性,真是超越了传统的曾鲸写照派,为中国人物画开了新生面。就是他的山水画亦然,简于石涛,而把近山远水勾勒点染得清雅绝伦,难怪日本画家喜爱他。”

与新文学、新文化相匹配的新美学

早年丰子恺致力领域极广,他也像他的师尊李叔同、夏丏尊一样,成了文化多面手。他不但绘画、翻译和著述,还做了许多图书装帧设计,同时在新式学堂参与办学和担任教职。  

丰子恺的漫画极具文学性。他的画与古诗文有着密切的关联,或以画题点明,或有古诗意韵,“我觉得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余每遇不朽之句,讽咏之不足,辄译之为画。”所以,俞平伯认为,欣赏丰子恺的漫画,应该去“读”,而不是去看。  

“我不会又不喜欢做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等静物画;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  

当时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课余养成了在手边各种纸头上信手作画的习惯,尤其是把他喜欢的古典诗词用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住在隔壁的夏丏尊喝了酒,带着微醺的酒意来看满墙挂着的“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高兴地笑着叫好:“好!再画!再画!”  

在为俞平伯的诗集《忆》配过装帧插图之后,丰子恺的画引起了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当时在上海出版界相当活跃,也是进步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便邀请丰子恺为《文学周报》定期供稿。  

这是在五四运动基础上创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前夜,在郑振铎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文学周报》很快从《时事新报》中独立出来重新出版,新出版的《文学周报》不再是《时事新报》的副刊,而成为追求清新、活泼风格的旨在反映中国现实问题、力求把重大文化思考带给读者的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丰子恺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他为《文学周报》设计装帧并提供插画,郑振铎将之命名为“子恺漫画”——丰氏独一无二的抒情漫画。

故乡何处是?

一路依靠朋友、同事和弟子的接济,丰子恺与家人向西南内陆跋涉,最后定居在重庆郊外沙坪坝的一所小房子里,这是他用1942年在国立艺专画展的部分收入修盖起来的。

丰子恺在绘画上一向主张“化古”、“有我”,主张绘画要摹写当下的现实生活,对国画的因循守旧非常想不通。“目前的现象,应该都可入画。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画专写古代社会的现象,而不写现代社会的现象呢?……为什么不写工人、职员、警察、学生、小贩呢?为什么不写洋房、高层建筑、学校、工厂、火车、电车、汽车……为什么没有描写现代生活的中国画出现呢?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画家,只管描写15世纪以前的现象呢?”

在整个40年代的绘画创作中,虽然仍坚持用国画表现现代生活,但丰子恺也渐渐丧失了从前黑白素描自然、即兴、求拙而雅致的特点,开始画一些在构图上较为深思熟虑、有时略显生硬的景物,并使用相对明丽俗甜的“重彩”,以增加绘画的装饰性。他借助《芥子园画谱》中程式化的画法,这可是他早年竭力规避的画风。沉重的养家负担,让丰子恺不得不开出润格,靠卖画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后来他自己也说,为了满足购画者的趣味,只得“在人物画中增加了以前从不擅长的山水画”。

他的研究者,澳大利亚文化批评家和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R.Barme)说,“他逐渐开始像文人画家一样钤盖印章装点作品。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极其明显地在署名下面用了红色印章,这些画越发不像写生或插图漫画,而是被崇拜者和买家像传统卷轴画一样,庄重地装裱悬挂。”

丰子恺过去的很多名作,在战乱和逃难中散佚了,于是他开始靠记忆重新摹画自己早年的作品,以应付索画者和出版界的需求。

1945年,抗战胜利,丰子恺正忙于筹备他的作品展览,听闻胜利的消息,他立即挥毫创作了一系列庆祝抗战胜利的作品。他曾经多次表达对战后太平生活的期盼,也曾在中秋大醉之后填词表达自己的心情——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首。

丰子恺原以为停战之后就是太平年月,没想到胜利之后的数月,“那些接收的情形,物价的飞涨,交通的困难,以及国共的消息,把胜利的欢喜消除殆尽。”他在画中画出这种艰辛,“除夜生孩子,年龄像物价,只隔一黄昏,忽涨一倍大。”归乡心切的丰子恺带着家人回到石门湾,发现故园早已面目全非。

学不像的丰子恺

确实,在丰子恺所有那些打动人的画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人者,仁也,他的画里,有一颗爱人的心。人道主义不是一个空词,丰子恺保留了一个人最大的本真和本善,保全了人之为人的原初样貌。

丰子恺从不为孩子设定未来的道路,所以他的子女中竟无人从事绘画艺术,只是在丰老先生去世之后,出于对他的想念,子孙辈开始自发地练习书法和绘画,画“仿丰画”。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外孙宋菲君、宋雪君业余都以仿丰画自娱。

“我们从来不创作,就是单纯地临摹他,学得越像,就越高兴。”宋雪君说。

丰画不好学,丰子恺那妇孺皆能赏析的画风,因为浅近,几十年来被多少习画者模仿,能得其精髓的却凤毛麟角。丰子恺本人似乎也提前预见到了这一点,“二十余年来,国内有许多学习我这种奇怪的画的人。但学了一会,大都废止。废止的原因,据说是学不到我的线条及画上的题句。结果,到现今中国,画这种画的人,依然只有我一个。这样孤独的,奇怪的,不中不西的画,居然有人要订要购;这订购人一定是我的艺术的共鸣者,有‘嗜痂’之癖的人。”

这是丰子恺的自知,他的艺术,来自他自己的、众生的,以及这个世界苦难的疮痂。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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